晋纪五 孝惠皇帝上之下元康九年（己未、299）

晋纪五 晋惠帝元康九年（己未，公元299年）

[1]春，正月，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获齐万年。

[1]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击溃氐人，抓获齐万年。

[2]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2]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人、狄人祸患中华，应当尽早断绝为祸的根源，于是作《徙戎论》以提醒朝廷，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处于极边远的地区。禹平定九州而西戎服从了安排。西戎禀性贪婪、凶暴强悍，无仁爱之心。四夷之中，戎、狄最为突出，势力衰弱则敬畏服从，势力强大就侵扰叛乱。当他们强盛时，像汉高祖那样的实力也被困于白登，像孝文帝那样的实力也曾驻军霸上。等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成帝时那样的微弱国力，单于还得来朝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实证。因此有道的君王处理夷、狄事务，就是防御夷狄常备不懈，虽然他们叩头进贡宝物珍奇，边城并不放松守备，当他们起来作乱时，军队也不加以远征，就是希望境内安宁，疆域不受侵扰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等到周王朝失去纲纪，诸侯恣意征伐，因此，彼此的疆域不稳定，诸侯因为利害关系而各存异心，西戎、北狄得以乘隙进入中原，有的诸侯招抚利诱他们为自己所用，从此四方各族交相杂入，与中原人错综而居。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震邻，打击胡人，驱逐越人，到这时，中原地区不再有各种夷族了。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3“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征讨叛乱的羌人，迁徙羌人残余到关中，让他们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荒之地。数年后，他们人口繁衍生息，既倚仗自己的富强，又苦于汉人的骚扰，东汉永初元年，羌人叛乱，消灭了当地守军，屠城破邑，邓骘也被击败。羌人侵入河内郡。十年之中，羌汉都衰败了，任尚、马贤仅仅是压制住他们而已。从此以后，残余火种不灭，稍有机会，他们就不断骚扰叛乱。中世时的寇患，以这支羌人最严重。魏兴盛之初，与蜀国分隔，疆场上的戎人，也分属两国，魏武帝迁徙武都的氐人到秦川，想以此而削弱乱寇增强国力，抵御蜀国。这实际是权宜之际，而不是从万世的利益上考虑的。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现实，就已经遭受到那权宜之计的弊病的影响了。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徒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所害不广矣。

“关中土地服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有听说西戎、北狄应当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不属于我们的族类，他们的想法必定不同。但因为他们衰弱，把他们迁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欺侮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怨恨刻骨铭心，一旦人口繁育强盛，便产生反叛之心。以他们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的心情，等候机会合适，就伺机叛乱。他们居住在封疆之内，没有障碍工事阻隔，抢掠没有防备的人，收掠散野的财物，所以能够成为祸患而迅速蔓延，危害不可测度，这种必然的趋势，是已经验证的事实。当今最好的办法是，趁军队威势正旺盛，战时的一切都未取消，迁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各部落羌人，安置在先零、罕、析支等地；迁徒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让他们出去还归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地区，发给路上所需的口粮，足以使他们自己到达。各自归附本族，返回故乡，让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依所辖地区集中安置他们。这样，西戎人与晋国人不相杂居，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为乱华夏之心，兴起战乱的预兆，也与中原相隔极远，隔山阻河，虽然有敌寇作乱，所危害的地区也不会太广泛。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徒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逖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驳难的人说：氐人叛乱刚刚平定，关中饥馑，流行时疫，百姓愁苦，都盼望着安定休息；而要让疲惫病弱的人去迁移心存疑忌的敌人，恐怕会士气耗尽而力量不足，完成不了这一事业，这样，先前的灾害还没来得及消除，新的变故又会突然出来。回答说：您认为现在氐人是还依靠剩余的资财，悔恨自己的过错而归于正道，感念我们的好意恩惠而来顺从归附呢，还是走投无路，心智与兵力都已困乏，害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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