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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1]春季,正月癸亥(初五),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2]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居鲜于礼、杜洛周之间,迭来攻围;津蓄薪粮,治器械,随机拒击,贼不能克。津潜使人以铁券说贼党,贼党有应津者,遗津书曰:“贼所以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尽杀之,不然,必为患。”津悉收北人内子城中而不杀,众无不感其仁。
[2]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处于鲜于礼和杜洛周两军之间,鲜于礼和杜洛周不断来围攻定州城。杨津积蓄柴草粮食,修治兵甲器械,相机抵御抗击贼军,敌军不能攻克定州城。杨津暗中派人持铁券游说贼军,贼军中有响应杨津的人,给杨津写信说:“贼军之所以包围定州城,只是为了得到城中北方人罢了,城中的北方人,应全部杀掉,不这样的话,一定成为后患。”于是,杨津将定州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集中于内城中,却并未杀掉他们,这些北方人对杨津的仁义之举无不感激。
及葛荣代礼统众,使人说津,许以为司徒,津斩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围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围出,诣柔然头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请,头兵遣其从祖吐豆发帅精骑一万南出;前锋至广昌,贼塞隘口,柔然遂还。乙丑,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执津,欲烹之,既而舍之。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洛周。
等到葛荣代替鲜于礼统领军队后,派人向杨津游说,许诺让杨津做司徒。杨津杀掉了葛荣的使者,固守定州城三年。因杜洛周包围着定州城,北魏的军队不能来相救。杨津派自己的儿子杨遁突围出去,来到柔然国向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泣恳请,于是头兵可汗派他的堂祖父吐豆发率一万精锐骑兵南下救援。前锋行至广昌县时,贼兵扼守住了隘口,柔然军队于是又退了回去。乙丑(初七),杨津的部下长史李裔引贼军进入了城中,抓住了杨津,贼军打算烹了杨津,后来又放了他。瀛州刺史元宁率全城投降了杜洛周。
[3]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3]乙丑(初七),北魏孝明帝的潘嫔生了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是皇子。丙寅(初八),北魏实行大赦,改元为武泰。
[4]萧宝寅围冯翊,未下;长孙稚军至恒农,行台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若愚计可取,愿为明公前驱。”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侃曰:“珍孙行陈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反,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义驱帅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来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观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军举三烽,当亦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各自散归;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丙子,稚克潼关,遂入河东。
[4]萧宝寅包围了冯翊县城,没有攻下。长孙稚的军队到了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跟韩遂、马超在潼关交战,相持不下,韩遂、马超的才能,远不能与魏武帝相匹敌,但是却很长时间决不出胜负来,原因就在于韩遂、马超扼守住了险要关口。现在敌人守备防御已经稳固。即使魏武帝曹操再生,也施展不出他的本事。您不如向北夺取蒲反城,渡过黄河向西,进入敌人的腹地,置军于必死之地。这样华州之围便会不战而自解,潼关守敌必定顾虑后方而逃走。周围的城池解决了,长安城便可坐而取之。如果我的计策可行的话,我愿意为您做前锋。”长孙稚说:“您的计策倒是很好,但是崐现在薛义包围着河东、薛凤贤据守着安邑,宗正珍孙把守着虞坂,无法通过,怎么能到达呢?”杨侃说:“珍孙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因偶然的机缘得以成为将领,他只能被人驱使,哪能指挥得了别人!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反城,蒲反城西边靠近黄河,所辖区域大部分在郡治所的东部。薛义率军队、百姓向西包围了郡的治所蒲反城,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却还都留在原来的村庄,一旦听说官军到了,他们都会有内顾之忧的,一定会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长孙稚于是便派儿子长孙子彦与杨侃一起率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占据了石锥壁。杨侃声言:“现在暂时停在这里等待步兵,并且看一看民心所向。”于是命令那些送来投降者的名单的人各自回到村子,并且告诉他们:“等到官军燃起三堆烽火时,你们也要燃举烽火相呼应。那些不举烽火相呼应的人,便是贼军的同党,要杀掉他们,将没收的财产犒赏军队。”于是村民们相互转告,即使内心不想投降的人也假装举起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布数百里。围攻蒲反城的贼兵不知其中原委,各自溃散逃归。薛义也逃回了老家,与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丙子(十八月),长孙稚攻克了潼关,于是进入了河东郡。
会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以为:“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赡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扰攘,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唯仰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缓长安而急蒲反,一失盐池,三军乏食。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监将、尉,还帅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
这时候正赶上孝明帝下诏书要废除掉盐池税,于是长孙稚便上书申明自己的看法:“盐池是天然物产,靠近京城,正应该把它当作宝贝好好守护,依据常理均衡地补给百姓。当今之时,四方多难,国家府库空虚,冀州、定州叛乱纷起,国家正常的户调绢帛无法收上来,一切全靠府库的储备,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估算一下盐税收入,一年之中,按绢的价值计算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绢的收入,这就犹同将冀州、定州这两个州置于京郊一样。现在如果再废除盐池税的话,那可就是两次失计了。臣上次之所以敢违抗您的圣旨,没有先讨伐关内的贼兵,而是先径直解除了河东之围,这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反为急,而是如果一旦失去盐池,则三军势必会缺乏粮食。上天助我大魏,这一计策果然是正确的。过去孝文帝太平之年,什么都不缺少,尚且创置盐官对盐池加以管理、保护,那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跟老百姓争利,而是担心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动乱。何况当今国家财政不足,租税已经提前征收了六年,户调已经折合到明年,这些都是掠取百姓私财的措施,事情出于不得已。我这就让那些管理、保护盐池的将、尉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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