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象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赶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授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和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谢野晶子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学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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