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劳动力的生产率

在一些强制劳动集中营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纳粹和日本军队管理的那些集中营），囚犯通常都被迫工作至死。19世纪大部分签订劳动契约后被送往古巴的中国劳工同样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这两个例子和20世纪苏联古拉格劳改集中营的情况表明，由于劳改集中营对劳工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又无法占有他们，因此管理者完全不在乎这些工人的长期生产力，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去考虑长期影响。同样的故事发生在16和17世纪的北非，当时至少有100万欧洲人被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沿岸的海盗所奴役、贩卖。其中待遇最差的就是归当地政府所有的划船奴隶：他们被迫为战船划桨，如果不幸死在船上或者因繁重的工作和非人的待遇而身体崩溃，就会被扔下海去以减轻船的负重。战船负责人不会关心这些劳动力未来还能干几年活，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做长远考虑。

只有那些非常廉价且易于替代的私有奴隶，才可能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被迫工作致死。但是如果买卖奴隶的成本很高，比如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地区，由于奴隶主需要奴隶为其工作，他们还会雇用爱尔兰移民代替奴隶去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工作。在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著名的美国南方之旅中，当看到黑人奴隶站在斜坡上将装满棉花、重达500磅的包裹扔给坡下的爱尔兰工人接住并装上船时，他感到困惑不解。当询问当地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惊讶的种族劳动分工，他得到的回答是奴隶“在这里很值钱，奴隶主不想他们在工作中冒险；但如果是爱尔兰佬（Paddies）落水或背部压伤，没有人会损失什么！”

在美国南部，使用爱尔兰工人从事可能对奴隶造成危险的工作也同样很普遍，例如为遍布毒气的沼泽排水、冒着决堤的风险修筑防洪堤、修建铁路或是维修那些可能爆炸的蒸汽锅炉等。

这些非自愿劳动力如何影响本可另作他用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因此又对国家的整体福利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非自愿劳动力从定义上看就意味着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无法反映其时间和能力另作他用时可能产生的价值，这些劳动力所做的工作常常比另作他用时价值更低。一个化学家可能被强制征召入伍在军需部门担任管理衣物供给的办事员。但如果部队招募的士兵都是自愿参军的，军队管理部门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雇用一个普通人做这些行政管理工作，而不用让化学家或其他具有较高技能的人来做这些日常工作。

在一支自愿参军的军队中，如果有军人被安排去做这种工作，那么他们的技能水平很可能很低，所以军队用较低的报酬就能吸引他们，而要吸引化学家那样的高技能者则需要花更多钱。军队领导的财政考虑反映出一些更基本的经济现实：强迫非自愿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其实是一种效率很低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作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可被用作他途，效率会比强迫工作的方式要高。

被传召去履行陪审员义务的人可能会浪费大量时间。他们需要等通知，看是否需要在某一天作为陪审员出席，或是在陪审义务到期之前都要定期去法院报到。而且，他们担任陪审员的报酬要远低于他们正式职业的收入。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人通过参与审理案件对整个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他们在正常工作中的贡献重要。正因如此，高收入者会找各种理由或借口逃避陪审义务，而那些退休人士或低收入者可能并不把陪审义务视作太重的负担，也许还比做别的事情更为有趣。

而对于强制征兵，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可能在估算非自愿劳动力的成本时，低估了这种制度给经济整体带来的成本，最终导致劳动力配置不合理。在陪审的例子中，高收入人群真正履行陪审义务的可能性较小，导致陪审团决策的质量下降，最终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同犯罪的成本一样，强制陪审给政府带来成本常常与其社会成本混为一谈。对于这两个问题，政府官员都只顾尽量让政府的成本最小化，却低估了社会整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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