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影响

政府对房价进行管制能鼓励很多人购买房屋，但如果房价完全由自由市场决定，购房者就需要支付房屋的实际价格，因而难以实现购房愿望。如果医疗成本被控制在低位——在一些国家甚至是免费的，健康出现小问题的人所占据的就诊时间，会比需要支付昂贵的药物和就诊费用时要多。法国就是一个例子：

法国有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谚语：每个健康的法国人其实都是急需就诊的病人。问题在于人们总会鼓励医生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扫描、验血、使用抗生素甚至是开假条，而医生担心病人不来会使收入下降。如果他们不愿为病人编造出细菌感染或抑郁症倾向并开出治疗药物，病人就会转向其他地方，直到找到愿意满足其需求的医生为止。

这种情况并非法国所特有，也不仅仅局限于医疗领域。只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较低——尤以免费品为甚——就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加拿大的情况也一样，一个新闻报道指出：“因为医疗体系不限制需求，病人会要求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并推高总成本。”在英国，一个12岁的女孩接受了隆胸手术，费用却由国民保健制度支付。中国在政府包揽的医疗体系下，病人“在医务室开的各种药片要用袋子才能装下”。后来，中国逐步放弃了这种由政府完全包揽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

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国民保健制度惠及的甚至不仅是英国人，由于在这里能获得免费治疗，其他国家的移民都蜂拥而至。这些移民不仅推高了英国的医疗成本，还引致了相应的生物学成本（biological costs），即将疾病传播到英国，影响本地居民的健康状况。

如果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无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有动力广泛尝试各种治疗手段。很多疾病都能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疗，而治疗成本由谁承担则决定了哪些治疗方法最常用以及最昂贵治疗方式是否会被经常使用。例如在2002年10月，FBI 对加利福尼亚雷丁的一位心脏科医生展开了调查，他被指控所做的心脏直视手术数量远比医学诊疗规范要求得多，因为这样可以从政府的支付中获得更高的收入。他的一位病人被告知需要进行三重心脏搭桥手术（triple bypass surgery），但这位病人到其他医生那里咨询得到的意见全部都是他不需要接受这种手术。

如果价格能够对稀缺资源发挥配置作用，那么成本收益权衡会使更加急迫的事情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之前完成；但是如果成本由他人而不是决策者承担，这种权衡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在医疗领域中，这会使不重要的事情受到注意，紧急的事情却被忽视了。如果是病人为其诊疗付费，这一机制就会建立更合理的优先顺序，骨折患者就更有可能先于轻微头疼的人得到救助。但是如果所有病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话，有小病患的病人会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以及医疗资源，那些情况更糟糕的病人就不得不等待。

当价格不再合理时，就需要有其他的方法来配置资源，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并不会因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或者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就消失。一种替代性方法就是排队。虽然很多实施价格管制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导致等待，但医疗领域的排队问题尤为严峻。在2001年，英国有超过10 000个病人为了做手术等待了15个月以上。而2004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国眼科患者从预约上一位专科医生到最后真正得到治疗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15周，而整形外科则需要24周。这还不包括从全科医生转到专科医生需要的等待时间，而各省的等待时间也有长有短，从曼尼托巴省的7周到爱德华王子岛的12周。

病人等待治疗的代价非常高，这不仅包括在等待过程中本不必忍受的疼痛和虚弱，还包括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病情恶化。这种等待远非在医院接诊台花费的几个小时，而是长达数月的煎熬。有些一开始并不是很严重的病人可能在漫长的等待期内病情恶化，因无法获得治疗而不幸去世。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位患有癌症的妇女，其手术被一再推迟，最后不得不被取消，因为病情延误已导致癌细胞全面扩散。这些后果已经不能仅被轻描淡写为质量下降了。

当病人因疾病或残疾无法工作时，他们也将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而在比较各国的医疗成本时，统计数据一般不会考虑这点。如果一个美国病人在经初级保健医师诊断后需要等待三周进行手术，他支付的成本比一位加拿大进行同样治疗的病人要多2 000美元；在加拿大，完成诊断后需要等待15个星期才能进行手术。那么到底哪国病人的总成本更高，取决于加拿大周工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167美元① ，这显然低于两个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并不是说美国或加拿大患者会在手术之后立刻重返工作岗位，我们只是假设两国的病人术后需要休息时间一样长。

从表面看，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这里所定义的成本并不包括因生病而损失的工资和在等待的过程中没有计入的其他成本——例如病痛、身体虚弱和不幸去世。只要把 A 选项中很多成本都排除掉，A 选项看起来就会比 B 选项更加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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