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启示

在对医疗问题的经济讨论中存在很多误解。由于很多人无法正确理解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很多国家的政客就借机宣称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事实上，他们所能降低的只是每个病人从自己荷包里掏出来直接付给医生、医院以及药房的那部分费用；成本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它们已通过政府部门或私有机构以税收或保费的形式筹集起来。供养这些机构及其员工都需要成本，它们增加了医疗服务的总成本。大部分希望降低医疗成本的方案其实很少甚至不关注药物生产、培养医学专业的学生或建设医院、购置医疗设备所需要的真实成本。

政府以各种形式实行价格管制，拒绝向医生、医院或制药公司支付由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的实际价格，而这些管制措施并不能降低成本，只能表明政府拒绝支付全部成本。然而，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只要政府对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不管对象是什么——是住房、汽油、食品还是其他商品和服务——都肯定会导致市场供给的减少，医疗服务也不会例外。管制措施会降低医生、医院以及药物的数量和（或）质量。

英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营医疗体系，该体系运行的时间早就超过了“第一阶段”。而现在它面临着诸多困难，例如难以找到足够的医生，只能长期、大量引入外国医生，而这些医生很多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认证标准并不一定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英国的医院不仅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甚至缺乏基本的卫生保障，这导致很多入院前尚无性命之虞的病人因为发生感染而去世。还有些国家屈从于政治诱惑，用政令压低药价或不尊重药物专利，使本国对一些重要新药的开发明显落后于美国，让美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比重过大。

在对医疗问题的讨论中，另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对医疗护理和卫生保健两者的混淆。兰德公司（RAND）的健康经济学主管德纳·戈德曼（Dana Goldman）博士曾指出，医疗和保健差别很大，以糖尿病病人为例：“医生收钱为病人检查双脚、检查眼睛，但是医生并没有责任确保病人出门运动，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关于死亡率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不如那些医疗体系由政府经营的国家，这种差异也常常被理解为医疗水平的差异。但实际上，医疗很难对凶杀率、肥胖率以及因服食毒品导致的死亡率产生影响，因为它们在问诊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然而很多研究都混淆了卫生保健同医疗护理之间的区别。以死亡率为例，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婴儿死亡率比白人要高，该结果马上就被用于证明黑人孕妇的产前护理较少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但美国菲律宾裔、墨西哥裔、中美和南美裔的妇女在怀孕期间得到的护理都不及白人，而婴儿死亡率却低于白人妇女。事实上，墨西哥裔的女性所获得的孕期护理比黑人妇女还少，但该人群的婴儿死亡率既低于黑人也低于白人。

在媒体或政治讨论中，当美国的医疗护理体系被用于同其他一些政府对医疗体系干预更多的国家进行比较时，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死亡率反映了医疗护理水平和质量，但该假设并没有被任何检验所证实。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应该是去分析当不同国家之间的死亡率存在差异时，哪些差异是医疗条件的区别造成的，即使医疗条件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这种比较还不够完善，因为可能在被比较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国民人种的差异。即便如此，这也比媒体和政客经常进行的比较有意义得多。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曾计算过19个国家“同等卫生保健条件下的死亡率”，而美国的死亡率之低可以排进前三名。

各种致力于压低医疗收费水平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健康保险公司，或是大型的卫生保健组织，或许能够获得优惠价格，但医疗服务的总成本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嫁到其他人身上。结果，同样的治疗方法或同样的药物存在多种不同的价格，而支付最高价的，是那些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加入任何卫生保健组织，也未被任何政府项目覆盖的病人。总之，错误地理解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价格管制以及各种有悖目标的后果，还会导致各种机构通过制度、法律和政策把价格反映的大部分成本转移到“他人”的头上。但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其实没有人是“其他人”。

① 这表示将美国工人多支付的2 000美元平摊到加拿大工人接受同样的治疗需要多等待的12周上。因为加拿大的工人虽然可以节约2 000美元的治疗费用，但是却需要损失12周的工作时间，只要加拿大工人每周能够赚取167美元以上，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2 000美元。

② “从发现细菌目标到使一种新药投入生产可能需要长达15年的时间并花费数亿美元”。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文章“没有利润就无法治愈”（No Profit，No Cure），刊登于《纽约客》（New Yorker ）杂志，2001年11月5日，第46页。“每种药物的研发成本从约2.5亿美元到超过8亿美元不等。”“药品价格：迫切需要的敲门砖”（Drug Prices：A Much-Needed Primer），载于《华尔街日报》2002年6月22日，A15版。

③ 参见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所发表的文章“绝望地寻找肾源”（Desperately Seeking a Kidney），载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7年，12月16日，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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