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化”朝鲜殖民地的公共空间：殖民帝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书名：Assimilating Seoul：Japanese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in Colonial Korea，1910-1945

作者：Todd A.Henry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日期：2014

ISBN：978-0-520-27655-0

1925年，日本合并朝鲜十五年之后，驻朝日本总督在首尔的南山顶上修建了一间日式神社。至此一直是朝鲜王朝首都南缘的南山，一下成为首尔的市中心。直到1945年被拆除的二十年间，这间神社一直作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象征，宣示着日本帝国的绝对统治。二战期间，在首尔的所有身体条件允许的居民都被强制要求每日在此参拜，以示殖民臣子对天皇的不二效忠。这一切似乎都是日本帝国意识形态成功深入殖民地的明证。然而，当神道学者小笠原省三于1925年10月亲临南山的朝鲜神社开幕式时，他看到的是敷衍了事的韩国人。不鞠躬，不祈祷，左顾右盼，毫无诚意。小笠原在他的日记中直言了他的担忧。从空间改造到思想灌输，难道日本仍然无法“同化”韩国人？Todd Henry的这本书探讨的正是这一殖民帝国的终极难题。受福柯学派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政权描绘成从主权（sovereignty）到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转变。前者强调中央集权对君主领土完整性和绝对权力的保护，后者则以看似更加“文明”或者受到制约的权力方式对公民进行劝导和渗透。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历史叙述都倾向于将殖民政权描写得冷酷无情、刀枪不入，可以轻而易举地灌输理念或者政治镇压。但这两种解释都无法完全解释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在本书中，Henry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称为“奇怪的混合物”（awkward amalgam），同时具有主权、统治术和殖民原则的特性。但他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叙事角度，而力图从民间日常生活出发，通过普通民众在京城（首尔）与都市空间的互动，呈现一个更为复杂的民族志（ethnography）。Henry在书中探讨了从日韩合并之后到二战结束，日本在首尔进行的几项重要的对公共空间进行改造的同化政策。对景福宫的改造是“物质同化”一例。作为朝鲜总督官邸，景福宫同时也被精心改造用来作为朝鲜博览会会址，以宣扬朝鲜在日本治下的繁荣进步和勤俭节约的职业美德。然而在1929年经济危机当口开展的博览会，对景福宫自以为是的仿韩式改造，以及强迫农民千里迢迢来参加如此昂贵的博览会，只进一步恶化了日本原本想掩盖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日本对首尔进行的卫生改造是“公民同化”的一例。殖民政权意图通过警察机构强制实行卫生条例，将朝鲜民众纳入“文明开化”的现代国家的公民体系中来，却因代价昂贵和成效甚微遭到了草根群众的反抗，日朝精英就“现代卫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和谈判。而前面言及的神社改造则是“精神同化”的一例。合并15年之久才由总督建造的南山神社没有成为臣民们参拜天皇的教育基地，而是韩国民众娱乐旅游的胜地。另一方面，总督修建的男神神社还因为危及了其他较小规模神社的权威而遭掌管小神社的日本人的反弹，他们甚至通过组织节日盛会，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对抗总督的殖民政权。在这里，宗主国与殖民地、现代性与殖民性、包容与排外，这些看似黑白分明、相互对立的二元概念之间，竟产生了许多可供商讨的灰色地带。殖民政权虽采取了一系列同化政策，但并非想象中那样可以将殖民地玩弄于股鼓掌之间。而普通朝鲜民众可以反过来利用宗主国所创造的城市空间，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和观念。而在首尔的不同的人物群像、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也证明了历史并不是被殖民者对抗殖民政权那么简单。朝鲜的精英、草根，甚至被称为“中间人”的日本移民，在殖民岁月中都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



四、媒体与书写科技如何造就了明治的文化运动


书名：Writing Technology in Meiji Japan：A Medi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作者：Seth Jacobowitz

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出版时间：2015

ISBN：978-0-674-08841-2

19世纪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文化运动盛起的时代。媒体科技的发明（如电报）、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如浮世绘与印象派的相互影响），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互交织并深刻影响着人们通过口头、书写以及视觉交流的方式。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相似，日本明治时期也兴起了一场“言文一致”运动，倡导文字改革和国家认同。Seth Jacobowitz的这本书独辟蹊径，从明治以来书写科技和系统的转型角度，将这一段历史娓娓道来。江户时代，传统的书写言文与口语并不统一。但随着明治维新和日本帝国的崛起，民族国家语言的统一性成为当时日本精英的一大课题。Jocobwitz描述了标准化语言运动的轨迹。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日本邮政制度之父前岛密。前岛密早在1866年还是德川幕府治下时，就曾向将军递交过重视口语废除汉字的方案。他从英国留学归来之后，担任明治政府的邮政总监，在日本群岛及其东亚帝国中普及电报通信网络，并设定了将手写体和打印体的文字通过电报通信渠道传输的方法。这一举措不仅方便了日本国民通信，也加强了国家通过这些渠道监控信息的能力。通讯网络建立之后，日语的书写形式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实验和辩论。1872年森有礼从英美社会当时的拼写和语音改革中得到灵感，进一步提出了“简略英语采用案”，作为一种快捷的方式统一日语，进而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并由此同西方列强进行对抗。虽然这一方案没有完全被采用，但假名的标准化、汉字数量的削减、罗马注音的标准化都与森有礼的最初方案异曲同工。1882年田锁纲纪借鉴了Isaac Pitman的理论，创造了日语的速记法，由此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学领域大规模的记录革新。这种所写即所闻的书写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国语标准化的改革。正是这些书写系统的变革孕育了现代日本语和日本文学的诞生。Jacobowitz在书中详细解释了许多日本文学大师的作品加以佐证，详解其中妙处以及历史背景。如黙阿弥的歌舞伎剧本《岛千岛月的白波》，日本徘人正岡子規的作品等等。他也探讨了在绘画、摄影领域相似的速写法的革新，作为当时主流文艺作品转录现实主义（transcriptive realism）的一种表现形式。写于1905年的《我是猫》是夏目漱石见证了“爱迪生世纪”带来的各种信息技术变革之后的作品。在现代日本文学追求捕捉真实性（ありのまま）的风潮中，Jacobowitz认为夏目漱石的笔法反而是对这一“转录现实主义”的批判。他详细分析了漱石如何通过猫的口吻，质疑现代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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