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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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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00~302页。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借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者,亦希望借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

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据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见《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33页。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

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他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朱光潜(均武汉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均西南联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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