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远瞅见，自言自语说。他忽然想到，公社机关现在也实行八点钟上班制度，不象学大寨年头日夜值班；五月天明得早，现在充其量不过六点钟，赶到公社也是找不见办公室的人喀。利用这个时间，跟德宽谈谈吧，看看马驹昨晚给他交代队里的手续了没有。自己也该给德宽招呼一下，千万甭拉扯马驹的后腿。

    “德宽——”景藩老汉把自行车撑在公路边上，走上塄坎，站在砖场边上，老远里呼喊一声，招招手，再不往前走了——那儿人多，说话不便。

    德宽急急地走过来，搓着沾满泥污的手，笑眯眯的眼睛告诉景藩老汉，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吧。

    “出窑咧？”景藩老汉表示关心地问。

    “出咧！”德宽实心实意地向领导汇报。

    “砖的成色不赖！”景藩赞赏地说。

    “还好。”德宽舒心地笑着，“我真怕头一窑……”

    景藩担心德宽一说起窑场的事来， 可能就没个长短， 忙截住他的话头，问： “昨晚你见马驹来没？”

    “见来。先在饲养场，后在砖场，整整一夜都在一搭。”德宽说。＼

    “他没跟你说啥事吗？”景藩心里起疑问了，儿子大概没有给德宽交代手续。

    “说的事多。”德宽不知底里，随口说，“选定饲养员的问题，队里借款支持社员买塑料膜儿，覆盖棉田……乱七八糟的事。你要问啥事呢？”

    看着德宽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这些事情，一如既往的笑眯眯的神情，景藩老汉心里断定，马驹准是还没有把自己要离开三队出去工作的事给德宽说明哩！他们三个接管三队的工作，表了决心，“击了掌”，党支书听过他们的汇报。现在马驹要离开冯家滩，德宽心里能安然吗？不会的，既然儿子没有给德宽说明，现在由他来说破这件事，可能比儿子更好开口，他是长辈，又是上级，德宽能不听从吗？

    “县上抽调马驹去工作。”景藩老汉干咳两声，终于选择好了说话的方式，用完全是行政公事的口吻，把自谋的职业说成是上级抽调，就具有不可违逆的意味了， “你把三队的工作，暂时管起来。”

    永远是稳诚厚道、温和平静的微笑，迅即从中年副队长兼砖场场长胖胖的脸上消失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怎能……挑起这一摊子……”

    “先让马驹去上班。”德宽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事，景藩毫不动摇，用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态度说，“三队的干部班子，大队出面安排，你放心。”

    德宽笑不出来了，满是忧愁的眼睛，漫无目的地瞅着青葱葱的小河川道。他原以为党支书关心三队窑场头一窑产品的质量，不过说几句话，自己还得赶回砖机上去呢。老天爷，马驹走了，三队铺展开的这一摊子工作，怎么办呢？凭自个能顾得住吗？看看老叔跟他说话时强硬的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宽厚的砖场场长闭了嘴，扭开脸，难受地从腰里摸出短管烟袋来。

    “德宽，听叔说……”景藩老汉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态度太生硬了，有点过火了，就缓和下来，声音变得委婉恳切了，“机会难得呀！关于马驹一辈子的前程 ……你是明白人，叔不用说，你也能掂出轻重的……”

    德宽茫然地点点头。他被这突兀的消息弄得心神慌乱，没了主意。听了老支书这样委婉的几句话，心头活转过来了。是嘛！农村青年，谁不想到冯家滩以外的广阔世界里去闯一闯，找一个理想的国家单位的工作干一干呢？这的确是关于马驹一生的大事，自己怎能说出拦阻马驹的话，过后让马驹怨他，让老叔恨他？德宽毕竟是德宽，理智、宽厚的明白人，就诚诚恳恳地给老支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叔，你放心。马驹兄弟有了工作，这是好事，我也高兴。三队虽然离不得他，这是小事 ……马驹兄弟的前途是大事。这个我明白……不会拉扯住马驹兄弟的……”

    “我知道你是好人喀！”景藩老汉心情舒坦地笑了，“三队的事，有我哩！马驹走了，我负责安顿三队干部班子，绝不会把你的手压到磨盘下……”

    德宽苦笑一下，从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粘下的土屑，懒洋洋地朝砖机那边走去。

    景藩看着这个刚才还为砖场的胜利兴头十足的汉子，一下子没了精神，忽然同情起这个好人来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能眼看着儿子接着自己的脚步，再把脚伸进冯家滩这个泥沼里。他转过身，跳下土坎，推起自行车，又毫不动摇地跨上车子，上了公路。

    “景藩同志，我想让马驹主持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哩！因为有这个打算，我才考虑让你退下来，到公社奶牛场去。”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听完景藩老汉的申述，四方脸盘上有点为难的神色，直截了当地说，“你把马驹支使走了，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咋办呢？”

    “要是一时找不下合适的年轻人，我先撑着。”景藩老汉坚定不移地说。他知道，这阵儿绝对不能松口，脸上虽然强装着笑容，态度却更坚定：“我去不去奶牛场，关系不大！”

    “老同志，甭急。一个合同工嘛，让我们一个得力的大队干部去干，划算不划算呢？”王书记摊开手，比划着，企图说服急于把儿子塞进汽车驾驶室的老支书， “一个合同工，一个司机，好找！一个好干部，可真是不好发现培养哩……”

    景藩老汉看着王书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知道他为冯家滩大队新的干部人选在伤脑筋。你越是强调好的农村干部不容易培养，他就越是急于把儿子从冯家滩弄出去，一旦把腿伸进这个泥沼再要拔出来就难了。他的脑子十分清醒：决不能松口！便回答说：“合同是临时的，有了机会就能转正。”

    “转正……不那么容易吧？”王书记表示怀疑，“单是城镇青年，也是以参加集体性质的企业为主，农村户口的青年，要转办正式工人，不好办哩！”

    “人说，复转军人当中的困难户，国家照顾哩！”景藩老汉说，“咱……困难得很呀！”

    王书记不再劝解了。看景藩老汉那么固执，把话再说得硬些，可能要伤这位老同志的感情哩。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同志的状况，他是清楚不过的：身体欠佳了，思想也难以适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农村工作。老汉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看成是对合作化的否定；把责任制总是叫成分田单干，那不仅仅是口语上的失误。这种思想状态，不是冯景藩老汉一个人的特殊反应，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一批“老土改”，大部如此。他想在冯家滩把老支书换下来，安置到适宜他工作的某个社办单位去，拿一份虽然不高、却可以保证老汉晚年生活的薪金，革命不能无情无义啊！现在，老汉坚持要把儿子弄出去当合同工，公社书记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想想之后，忽然问：“马驹自己愿意去吗？”

    “愿意。”冯景藩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在部队时学会开车技术。他爱开汽车 ……”

    “那好。马驹愿意去开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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