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

    “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

    “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神色，料定自己把儿子的病根抓准了。他坐下来，点燃烟锅，把儿子心里正在思量着的事，全盘端出来，“你怕德宽和牛娃说你不守信用，你们仨击过掌；你撂不下三队的工作，几件大事刚刚拉开摊子；你想着自己是个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想为众人干些好事…… 我说得对不对？”

    父亲这种坦率令人吃惊，马驹抬起头，瞧一眼父亲，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父亲把他心里的矛盾，全都看穿了，端出来摆在当面了。他忽然想，既然如此，认真地谈一谈，也是好的，他诚恳地笑笑，表示默认。

    “按说你这些想法，都没错。”景藩老汉看着儿子静默不语，料定自己说准了。他很理智地对儿子说：“共产党员嘛！总应该知道自己姓‘共’，不姓‘私’。”

    “对，你说得对。”马驹说。

    “我在冯家滩讲了几十年大道理，这点子事还翻不清里外吗？嘿呀！岂止是道理，老子一生为公众的事，连自家性命都赔上了……”景藩老汉借着酒兴，痛说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老子当初办农业社，啥时间睡过一个透觉？农业社办得好不好，你问问村里的老社员就知道了。刚把农业社办得巩固了，上级号召大跃进，逼着我放‘卫星’。一个‘卫星’没放得上天，跌下来把冯家滩农业社的家底砸烂包了。咋办？农业社是咱办下的，‘卫星’也是咱放的，共产党员能跌倒也能再爬起来，我豁出来了——”

    这是冯家滩历史上悲壮激昂的一幕。冯景藩急于挽救自己“放卫星”给冯家滩造成的损失，高中毕业生冯志强立志改变家乡的困难局面，两人提出一项改造河滩的大胆计划：修一道大堤，可以从沙滩上夺回三百亩稻地。社员们通过了。开工那开，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冯家滩男女站在村子当中的戏楼前面，听完新任大队长冯志强的讲话，大伙一致拍手欢迎老支书讲讲。冯家滩的庄稼人，对刚刚回到村里的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这一仗能不能打胜，沙滩能不能变成稻田，能不能收获黄灿灿的稻谷，以取代大伙肚子里塞得太多的糠皮和野菜，大伙想听听冯景藩的活。

    四十岁的中年汉子冯景藩，走到台前，手里没有拿讲稿，却抱着一摞奖牌和奖旗，那是从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卸下来的。他没有大声疾呼要求社员三九寒冬到沙滩上去卖命，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震慑了冯家滩。

    “啪嚓！”玻璃装面的“卫星”奖牌摔破了。

    “刺啦！”绣着金字的紫红色平绒奖旗撕破了。

    冯志强站在景藩旁边，挡住他的手：“大叔，这太可惜了，上等丝绒哪……”

    “那……谁要谁拿吧！”冯景藩停住手，“做块尿布，还有用……”

    没有人笑，会场里那些面呈菜色的男女，默不作声地瞧着党支书的举动。

    冯景藩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颤抖着声音说：“入社时，大伙把土地牲畜交给我，现在弄得人没粮食、牛缺料，我对不住冯家滩父老兄弟……”

    新任冯家滩大队年轻的大队长冯志强，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刺激，抱头趴在讲桌上，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整个会场，唏唏嘘嘘，哭哭溜溜，悲壮激越，感天动地。

    冯景藩热泪纵横，大声说：“这次修河堤，天冷，肚子饿，我不强迫大家。谁相信我冯景藩，谁跟我下河滩……”

    男人女人，婆娘女子，扛着铁锨，挑着担笼，一哇声跟冯景藩下到白雪皑皑的沙滩里……

    “稻地整好了，大堤修成了。白米吃到嘴里了。冯家滩男女的脸上放光了，菜色褪净了。我跟冯志强可成了罪人！”景藩老汉磕掉烟灰，痛心疾首地唉叹，“冯家滩刚刚还过阳气儿来，‘四清运动’开火了；‘四清’还没收完场，‘文化大革命’又闹上了。这下好，冯志强娃娃赔了一条命，我活剥了几层皮，冯家滩乱成一滩泥沼了……”

    “爸，你为冯家滩出了力，受了苦，社员还是记着你的好处的。”马驹安慰父亲说，“现时党的农村政策，就是纠正前多年的瞎折腾……”

    “有人把我叫‘维持会长’，我知道；有人还说我是‘湿湿木柴，只冒烟不冒火’，我也知道。”景藩老汉苦笑着说，“我不管，谁爱说啥由谁说去。我的火嘛，早给‘四人帮’浇灭了，冒不出火罗！”

    马驹听着父亲的话，深深同情父亲那一辈“老上改”干部的不幸遭遇，如果没有那些挫伤他们积极性的“左”的失误，而是给他们以党性和政策的教育，给他们以科学和文化的武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农村就绝不会是那样要死不活的局面。他庆幸自己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遇到了现在全面恢复农村经济的好时机，便安慰父亲说：“现在，振兴农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想放开手大干一场。”

    “土地耕畜下户了，跟单干没啥两样。你干啥呀？”景藩老汉说，“政策一天三变，你能保住日后是咋回事吗？”

    “现在政策是在变，是往完善的地步变哩。”马驹不能同意父亲的意见，“不是过去那样搞‘大呼隆’了……”

    “十年二十年以后呢？”景藩老仅严厉地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日后再没有害人的运动了？”

    “我相信不会再发生那号事了。”马驹说。

    “发生不发生，谁也难料。”景藩老汉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本不把儿子的话当一回事，只是用藐视的口吻说，“冯家滩这一摊子，谁也弄不好。”

    “难弄肯定是难弄，现在是人穷地薄，社员没信心，干部不管事，确实难弄。” 马驹说，“再难总得有人弄。我想试火一下……”

    “你甭试火，不行。你那点本事我看得见，你不行。”景藩老汉说，“我没本事，把冯家滩没有搞好。冯志强呢？高中毕业，本领比你强多了，也没搞好嘛！何家营的何永槐呢？老模范，现时也要撂挑子，觉得没法干了！你娃娃有多大本事？你想试火啥？我试火了一辈子，也不成！”

    马驹闭了口，说不出话来，父亲故意这样灭他的志气，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今日见了永槐，他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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