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景藩老汉和儿子闹仗，以至把马驹赶出家门的举动，一刹时传遍了冯家滩一百五十户人家的角角落落。庄稼人中几乎绝对多数的人都同情老汉，觉得马驹这娃太傻了，枉费了老人的一番苦心。不过，景藩老汉也未免做得太过分了，骂几句未尝不可，把儿子的铺盖卷扔到门外大街上，太绝情了，日后父子们还说话不说话呢？

    河西公社王书记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猛乍一惊，暗暗一喜，当下把手头的琐碎事务一安顿，跨上自行车，端直赶到冯家滩来了。

    中共河西公社的领导人头脑敏锐，几乎立即意识到：冯家父子闹仗，不是乡村里一般父子或兄弟之间因为财产闹仗打架；他们父子间的矛盾带有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已经发展到家庭破裂的严重程度。他坐不住了。那个他虽然认识而并不太熟悉的冯马驹，一下子使王书记感佩了。很长时间，他为冯家滩大队领导力量的软弱涣散伤脑筋，说句不客气的话，支委会和管委会实际上已经是形同虚设…… 现在，冯马驹自己在冯家滩冒出来了，表现出一股气势，叫党委王书记太高兴了。

    马驹正在推着装满砖坯的平板架子车，来往于砖窑和坯场之间。弥漫在砖窑里的灰屑，落在脸上和手臂上，和着汗水，染出一道一道污痕。看见王书记，马驹停了手，把王书记领到水渠边的树荫下，自己在水渠里洗起脸来。

    “马驹，你在这儿拉车装坯哩，我还以为你这阵儿……躲在哪儿哭冤枉哩。” 王书记开玩笑说，自己倒不笑，“好，看你这架势，没有趴下。”

    马驹擦着红红的脸膛，咧着嘴憨笑着。

    “马驹，怪我。事情弄到这一步，怪我没有尽到责任。”王书记谦和地自我批评说，“前几天，你爸寻我时，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我不了解你的想法……”

    马驹坐在砖坯上，接过王书记递给他的一支香烟，香啧啧地吸了一口，感激地笑笑：“这是避免不了的……已经过去了，算咧。”

    “我当时要是找你谈谈，了解了你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爸做点工作，也许不至于弄出这样的局面。”王书记咂着嘴，对自己工作上的粗疏表示懊恼，十分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让你受难场了……”

    “这不算啥，王书记。”马驹开朗地说，“俺爸说我几句不好听的话，没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总是自己的老子，不会记仇的。”

    “对，要是能理解你爸的心情就好了。”王书记说，“这是个好同志，几十年来给冯家滩群众办了不少大事、好事。现在他老了，体力不行了，对当今的农业经济政策不适应，脑筋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王书记，你说怪不怪，”马驹笑着说，“极左的东西整了他，他一提起‘放卫星’、‘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头上就冒火。可是而今纠正这些极左的东西，他却又想不通，比如责任制……”

    “不光是你爸一个人哩！”王书记沉吟着说，“好多老同志，把责任制理解成分田单干了。这里头，有几种情况……”

    “俺爸只看见牛分户养了，土地分户种了，就怨气蛮大，说是自己几十年白干咧。”马驹说，“你说那个大锅里舀干了，再舀不下饭了，他还是舍不得把锅换了 ……”

    “难怪哩！”王书记冷静地分析说“一方面可以看到老同志对集体化的感情，另方面也确实是他对过去贯彻的‘左’的那些东西，一时认识不透……”

    马驹点点头。王书记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党的基层领导。他是六十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人也聪明，没有一般行政干部的油腔滑调。有这样的领导支持自己，他心里感到温暖，实在，便实心实意向这位可资信赖的领导人汇报自己的思想： “我在三队起初实行责任制时，俺爸坚持不让搞。我去请示你，你说可以先试办。那时光，县上的具体政策还没下达哩……地分到各户种了，牛分给各户养了，生产积极性确实高涨了。可是，问题出现了：一人分得一亩地，大家大户也不超过十亩地，顶多够一个精壮男劳力经管。好多青年闲下了，特别是夏秋两个多月的忙时一过，冬季和春季，劳力闲下了。我这时才跟德宽决定：要给劳力寻活儿干……”

    “这是个普遍出现的问题。”王书记赞同说，“你干得好。应该帮助社员搞好家庭副业，搞些队办工副业，这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的好办法。问题出在哪里呢？好多农村干部借口分地到户，撤手不管了，还说什么‘分田到户，闲了干部’。你们家里出现的矛盾，你和你爸，正好是这两种思想的代表……哈哈，我说得对不对呢？”

    马驹瞧着王书记的眼睛，笑笑，表示默认。他切实地解释说：“我开始也不大清楚，实际当中提出问题了，就得想办法解决。”

    “关键就在这儿。”王书记肯定说，“同是一个村子，一队和二队，现在没人管。说到底，还得有一班好干部。”

    “说实话，刚从部队回来那阵儿，俺爸要是给我找下司机一类工作，我会去的。” 马驹如实相诉，“我在三队干了半年多，弄下这一摊子，几件事刚刚搞出个眉目，说实情，要我立马撂下走悼，还真是舍不得丢手哩！”

    “我信。”王书记深情地盯着马驹，深有同感地说，“甭说生产队，公社里也一样啊！因为实行新的农业政策，好多人不愿意在公社干了，寻组织部，人事局，闹调动。我倒是觉得公社里头工作更实际，更具体一些。咱们河西公社，我只待了两年，也觉得大有发展前途……”

    两位干部谈得很投机，互相都受到了鼓舞。“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现在大家都是‘向钱看’。可能是‘向钱看’的人多了些，但不是全体一切人都‘向钱看’ 了。”王书记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有不少党员和干部，还是实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哩！老同志有，年轻党员也有……”

    “王书记……”马驹听到这里，心里涌过一股热流，感情激动了，“这几天，去不去开汽车，离开不离开冯家滩，我也翻来覆去地想过哩！经过这一番折腾，倒是教我明白了好些事情。我爸那一辈人，跟着党，给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大家拥护他。后来的‘左尺子’把他抽怕了。六十年代，冯家滩又出来一个冯志强，在乡亲们最困难的时光，放弃大学不考，回乡来和社员们一起苦干，刚刚显出一点成绩，又给‘左尺子’抽倒了，连命也赔上了……”

    说到这里，马驹心里翻腾得厉害。见王书记正全神专注地听着，他便狠劲说出了自己的决心：“我遇到好年代了，应该实现俺爸和志强叔他们没有实现的计划… …说实话，我是豁上了！”

    王书记重重地在马驹肩头拍了一巴掌，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大声说：“农村广大青年的出路，还在咱农村哩！国家现时还不可能把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工业人口的，有志气的共产党员，应该和乡亲们一起奋斗，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做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带头人。农村的物质丰富了，文化生活多样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好了，谁还挤进城去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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