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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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