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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世上许多人一样，我的舅舅索斯泰纳是个自由思想家，一个因愚昧无知而成为的自由思想家。有人笃信宗教，也往往是由于同样的缘故。一看见神父，他就愤怒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是挥拳相向，又是用手指做牛角状[3]，还趁对方看不见摸摸某种铁器。其实这已经是一种信仰，对毒眼的信仰。对于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信仰，世人不是全盘接受，就是断然拒绝。而我呢，我也是个自由思想者，或者说，人类因为怕死而发明出来的一切教义，我都深恶痛绝。可是我并不仇恨圣堂寺院，不管它们是天主教的、使徒教派的、罗马教会的、新教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佛教的、犹太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再说，评价和解释这些寺院，我有自己的方式。一座寺院，是对未知的崇敬。思想越扩大，未知就越缩小，寺院也就越不稳固。不过，我要在寺院里放上些望远镜啦、显微镜啦、发电机啦，用来代替香炉。就是这么回事！
         　　我舅舅和我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分歧。他是爱国者；我呢，我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这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战争的祸根。
         　　我舅舅是共济会会员。我呢，我公开宣称共济会员比那些虔信的老太婆还要愚蠢。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如果非得有一个宗教的话，在我看来那个最古老的也就够了。
         　　其实这帮傻瓜不过是在效仿神父们。他们用三角[4]代替十字作为标志。他们也有教堂，管它叫“会所”，有一大堆不同的仪式：苏格兰仪式啦，法兰西仪式啦，大东会仪式啦，尽是些笑死人的无聊的玩意儿。
         　　再说，他们要做什么呢？挠挠手心，表示互相帮助。我倒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他们只是把基督教“你们要互相帮助”的格言付诸实践罢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挠不挠手心。不过，借一百苏给一个穷鬼，犯得上搞这么多繁文缛节吗？把布施和援助视为义务和职责的教会中人，总在他们的书信开头写下J.M.J.[5]三个字母。共济会员在他们的名字末尾点三个点儿。哥儿们，半斤八两！
         　　我舅舅总是回答我：“我们正是祭起宗教来反对宗教。我们以自由思想作为消灭教权主义的武器。共济会是一座堡垒，任何想要拆除神坛的人都可以加入。”
         　　我则反驳说：“可是，我的好舅舅（在心里我却说着：‘老糊涂’），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一点，你们不去摧毁，而是在组织竞争；这样只是压低了价格，如此而已。再说，如果你们只允许自由思想者参加你们的队伍，倒也罢了；但是你们却来者不拒。你们中间有大量的天主教徒，甚至一些教权派的头目。庇护九世当上教皇以前也是你们的人。如果你们把这样拼凑起来的结社称作反教权主义的堡垒，我看你们的堡垒呀，也未免太脆弱了。”
         　　我舅舅听了眨眨眼睛，补充道：“我们真正的行动，最可怕的行动，在政治方面。我们是在持之以恒、稳扎稳打地摧毁着君主政治的精神。”
         　　这一下，我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的，你们都是些机灵鬼！如果您对我说共济会是个选举工厂，这我同意；如果您对我说它是诱导人们投票给各种色彩候选人的机器，我也决不否认；如果您对我说它没有别的功能，除了欺骗善良的民众，把他们征集来，像送士兵上火线一样把他们推向投票箱，我也会赞同您；如果您对我说它对一切野心家来说都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把每一个会员都变成了选举干事，我会向您大声疾呼：‘这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如果您硬要对我说它在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我可就要当面笑话您了。
         　　“请您稍微仔细地瞧一瞧这个庞大而又神秘的民主结社吧。它在法国帝国时代的大导师是拿破仑亲王；在德国的大导师是皇太子；在俄国的大导师是沙皇的弟弟；汉伯特国王，威尔斯亲王，世界上所有戴冠冕的脑袋，都是它的成员呢！”
         　　这一次舅舅凑在我的耳边悄声说：“的确是这样，不过所有这些王侯都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的计划服务。”
         　　“是互相服务吧，对不对？”
         　　我在心里补充道：“一群傻瓜！”
         　　看看索斯泰纳舅舅怎样邀请一个共济会会员吃饭，那才有意思呢。
         　　他们见了面，就神秘兮兮地用各种触手的动作交换暗号，简直可笑极了。我要是想惹舅舅发火，只消提醒他，狗也有一套和共济会一模一样的互相识别的方法呢。
         　　然后，舅舅把这个朋友领到角落里，就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泄漏给他似的；他们隔着桌子相对而坐，不论是互相审视，彼此观察，还是交杯换盏，他们都有一套特殊的方式，眼睛一眨一眨的，仿佛在不停地说：“咱们是自家人，对不？”
         　　一想到世上有好几百万人这样装腔作势而又乐此不疲，真让人受不了！我宁愿做耶稣会的会士。
         　　赶巧，在我们这座城市就有一个年老的耶稣会士。他是我舅舅索斯泰纳的眼中钉。每次遇见他，哪怕只是远远瞅见他，我舅舅也会念念有词：“坏蛋，滚开！你瞧吧，这混账东西总有一天会来害我。我感觉得出来。”
         　　我舅舅果然言中了。下面就是这桩意外事故的始末，只不过肇事人是我。
         　　圣周[6]临近了。我舅舅打算在星期五组织一次肉食晚餐，一顿像样的晚餐，会有安杜依灌肠和猪肉灌肠。我极力反对，说：“那一天我会照常吃荤，不过我是独自一人，在自己家。您搞这种示威，很愚蠢。为什么要示威呢？别人不吃肉，碍您什么事？[7]”
         　　可是我舅舅很坚决。他邀请了三个朋友到本城最好的一家饭店进餐；因为是他买单，我也就不再拒绝参加这场示威。
         　　我们四点钟在生意最火的佩内洛普咖啡馆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我舅舅索斯泰纳声音洪亮地谈论着我们点的菜。
         　　六点钟开始上菜，十点钟我们还在吃；我们五个人喝了十八瓶优质葡萄酒，外加四瓶香槟酒。这时，我舅舅提议搞他所谓的“大主教巡访”。每人面前有六个小酒杯，摆成一排，斟满不同的利口酒；他们必须在数到二十以前一杯杯喝完这些酒。这很傻，但我舅舅索斯泰纳却觉得很“应景”。
         　　十一点钟，他已经烂醉如泥，只得雇车把他拉回家，扶他上床睡下。他这次反教会示威，看来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可怕的消化不良了。
         　　我也醉了，不过醉得开心；在返回住所的路上，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不够信义、但却能完全满足我的怀疑主义本能的念头。
         　　我正了正领带，做出一副难过的表情，像发了疯似的拉响那位老耶稣会士的门铃。他耳背，让我好等。后来我用脚狠踢，房子都摇晃了，他才终于在窗口探出戴着睡帽的脑袋，问：“找我有什么事呀？”
         　　我大声疾呼：“快，快，尊敬的长老，给我开门；有个已经绝望的病人一定要请您去做圣事！”
         　　那可怜的老头儿立刻套上一条裤子，道袍也没穿好，就跑下楼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我的自由思想家舅舅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看来要生一场大病；舅舅对死亡万分恐惧，希望见他，和他谈谈，听听他的高见，更好地了解宗教，向教会靠拢，当然喽，还希望做忏悔，领圣体，以便在跨出那可怕的一步时可以心安神泰。
         　　我还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补充道：“总之，他希望如此。这样做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但愿也没有什么坏处。”
         　　老耶稣会士惊喜交加，浑身哆嗦着对我说：“孩子，请稍等，我就来。”但是我连忙说明：“对不起，尊敬的神父，我就不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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