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的力量

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和伴侣的判断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好像这是我们看待自己所面临情形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观点往往都是通过选择而采纳的，作出的这种选择进而会提高或降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在第3章所看到的，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人们对爱人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 (Tran et al., 2008)。但人们得到的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对自己的伴侣构建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 (positive illusion) 来判断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 (Holmes, 2004)。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Murray & Holmes, 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 (Neff & Kamey, 2003)。他们还认为伴侣的积极品质非常特殊，比他们的缺点更为罕见、独特，而缺点则是人们普通存有的陋习 (Goodfriend, 2004)。所以，忠诚的爱人往往了解所有的实情，但作出的解释却与众不同 (Gagn6 & Lydon, 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 (Murray et al., 1996a) 。

对爱人持有这么高的看法是否会带来危险？如果伴侣不符合这样积极的评价，是否必然使人沮丧？答案取决于积极错觉与现实的不符合程度有多大 (Neff & Kar-ney, 2005)。如果人们硬要自欺欺人，在伴侣身上虚构出令人期待的品质，结果注定是要幻想破灭的 (Miller, 1997b)。新婚燕尔的夫妻如果发现伴侣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其不满情绪会日益增加 (Watson & Humrichouse, 2006)。另外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大度的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 (Murray et ah, 1996b)。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会增强我们的自尊 (Murray et al., 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 (Murray et al., 1996b)。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爱情、信任和持续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 (Miller et al., 2006) 。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 (Fletcher et al., 2000a)。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心里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 (Boyes & Fletcher, 2007) ——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归因过程

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 (attribution) 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 (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 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原因，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并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大多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常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 (如人格、能力或者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 (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 (Forsyth & Schlenker, 1977)。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普遍的，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特殊的，只影响少数方面。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担有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强烈的行动者/观察者效应 (actor/observereffect) 的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 (Malle, 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作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 (Robins et al., 2004)。更糟糕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 (Harvey et al., 1978)。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 (Arriaga & Rusbult, 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 (Malle, 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 (Miller & Schlenker, 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 (Thompson & Kelley, 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的自利偏差，而看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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