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行动”（Do Something）型政策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角色——作为消费者、雇员、雇主、投资者、农民活跃着。环境的改变可能源于技术，也可能源于决策失误，它们会引起价格、工资水平、股票与债券收益率的变化。有些时候这种变化是有益的，例如随着电脑运算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其价格也显著降低。也有些变化是不利的，例如金融市场为应对2007年的风险抵押贷款大规模违约事件所进行的调整迫使很多与“有毒贷款”相关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陷入破产的境地，有新贷款需求的人们也不得不面临陡然收紧的信贷要求。

诚然，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系统，如市场经济，确实能够带来一些益处。它通过改变价格、销售和就业水平来进行调整，这一调整的过程可能会给特定的个人和企业造成困难。而这些困难又会给政治当局创造干预的机会，尤其是在社会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解决经济问题时。无论行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是使经济状况改善还是恶化，从政治角度来看，对采取行动的需求不容抗拒。1971年，为了应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推出了新的经济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和平时期的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尽管当时经济学家们的主流意见，以及尼克松本人对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可能负面影响的了解，都倾向于避免采取此类措施。尼克松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这样描述这些不良后果：“市场上买不到牲畜，小鸡都被淹死，食品商店的柜台空空如也。”然而，这些后果却是在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后才显现出来的。

而这些政策的直接政治后果却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媒体对总统果断采取行动来处理通货膨胀大加褒奖。最终，尼克松在1972年竞选总统时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现在回头来看，大家普遍认为尼克松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在选举时，选民却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投票，并不会根据事后对政策后果的评估来做出选择。简言之，“采取行动”型政策通常只是短视思维的产物——即便政客自己心里清楚。正如赫伯特·斯坦指出的那样，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并没有明显地对通货膨胀的形成产生影响，而白宫其实也没有期待这项政策能起作用”。

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坦言：“管制工资和物价水平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而且会在短期内深得人心。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是错误的。欠的账总有一天要还，挑战正统的经济机制毫无疑问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回顾该事件时也曾表示：“在1972年尼克松谋求连任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灾难性的经济后果终于显现，这是管制政策造成的。”同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国采取价格管制的经验相似，尼克松的价格管制政策导致商品供给水平降低，而较低的价格又使得商品需求水平提高，从而造成了市场短缺。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将这种市场短缺归咎于尼克松，很多政治评论和媒体纷纷指责石油公司，认为是它们造成了石油短缺，使加油站外出现等待加油的长队。

政治上的成功使得石油公司被妖魔化，并导致尼克松之后的两位继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不敢取消对石油的价格管制，哪怕尼克松已经取消了对其他产品的价格管制。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福特执政期间仍任白宫顾问，他说：“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政治——担心被指责以牺牲房屋所有者和通勤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石油公司的利润。”随后，卡特总统开始放松对石油价格的管制，但是直到1979年，石油短缺和加油站外排长队的现象仍经常出现，有时汽车到达加油站时车中的油刚好耗尽，司机在车上苦等一小时才能加到油。但在那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石油短缺是由几年前尼克松实施的价格管制造成的，也没有人继续妖魔化石油公司，因为对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都已经废除了几年，只有对石油的价格管制还一直维持着。

直到1981年——距离尼克松开始推出价格管制政策已有10

年——里根政府才废除了最后一项价格管制，也就是对石油价格的管制。批评者预测该政策执行后石油价格就会飞涨。然而，真正发生的却是加油站外排着的长队消失了，石油供给水平提高，石油价格下降，最后实现的价格比存在管制时的价格还要低。

有些时候，吸引政客们 “采取行动”的不仅是政治利益。通常，一般人都相信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即使政府只能通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正确的干预手段和具体措施。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阐明了该思路：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国家需要——也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常识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方法先进行尝试，如果试验失败了，那就坦然承认，然后再去尝试其他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去尝试。

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并没有错。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家，史无前例的四次当选总统。在其任期以及去世后数十年里，很多人都将他实施的各项政策视作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政策反而使萧条不必要地延长了——由于不确定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不愿把钱掏出来消费或投资。而这反过来又会抑制社会对商品以及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力的需求。

富兰克林·D. 罗斯福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不断试验本身会给经济带来的高昂成本。政府的试验不同于私人的试验，后者不论结果好坏都只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一旦发现明显无效可以马上叫停。而政府主导的试验则要求数百万人民必须参与，而且如果民众认为最基本的经济规则会一直改变，前景的不确定性就不可能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甚至无法鼓励普通消费者进行短期消费。如果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倾向于捂紧荷包。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并没有通过联邦政府的干预来帮助经济摆脱萧条的传统。罗斯福的前任，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是首开先河并承担这种责任的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些干预手段随后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发扬，尽管胡佛一直被认为是个“无为”的总统。多年以后，连罗斯福政府中很多声名显著的前顾问都承认“罗斯福新政”其实只是胡佛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赫伯特·胡佛实际上才是首位决心从国家层面“采取行动”帮助国家摆脱经济萧条的美国总统，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所采取的措施使情况好转了，并且确有理由认为它们反而使状况恶化了。

在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的急剧下降被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忽视。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走出了低谷，就像此前它总能在衰退期自我调整走出低谷一样。一次股市暴跌就要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期，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言，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在那之后，股票市场又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而收入水平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波动。最明显的类似情况就是美国1987年秋天的股灾。这两次股灾惊人地相似：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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