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影响

要考虑政策在实施几年后才逐渐显现出的影响和后果，摆脱短视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政策一开始效果很好，而不利后果随后——尤其是在下次选举之后——才会显现，那么对政客而言，这些政策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例如，如果某市或某州中有几个发展势头好的公司，政客要为地方政府的项目筹集资金并借此获得选民的选票，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提高这些公司的税率。这些公司又会怎么做呢？将他们的厂房、酒店、铁路或者办公楼搬到别的地方去吗？这些公司当然不会马上这么做。即便他们能够出售在当地的资产，并在其他地方购买替代品，这么做也需要时间，而且不是所有富有经验的员工都愿意随公司突然搬入其他城市或其他州。

然而，即使搬迁有着这么多约束，高税率也会引发一些即时的影响。如果公司在不同地点设有分公司，此时因需求下降不得不选择关闭一些分公司，那么位于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的分公司最有可能被关停。此外，在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企业破产的比例可能也会相应地提高。一些挣扎求生的企业能维持得更久，也许还能渡过难关，但税率的重负使情况雪上加霜，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时，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在选择工厂或办公地点时也会相应地做出反应——他们很可能会避开那些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因此，即使现有这些蒸蒸日上的大公司全都无法在短期内针对税率提高的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政策还是会减少一些商业发展的机会，负面影响甚至在政策施行后的第一个阶段就已经产生了。但这种损失从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大到足以在下一次竞选前就引起广泛关注。

然后就是第二阶段。通常在一个公司中，高层所在的行政总部可以先于运营部门实现搬迁转移，因为后者雇用的员工和使用的设备总量都超过前者。如果在其他城市或州——或许在海外——设有运营部门，该公司就可以将部分生产转移到税率不高的地区，即便它没有马上放弃高税率地区已有的工厂和办公点。高税率地区商业活动的减少会使这些公司及当地雇员所缴纳的税收总额降低，从而使该地区的税收收入下降。

第三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仍在发展，他们会选择将新的业务开设在税率不是很高的地区，逐步将那些愿意搬迁的员工调到新的地区去；对于那些不愿搬迁的员工，就在新的分公司雇用新人来代替。

第四阶段：随着来越多的公司离开高税收城市或州，剩下的公司所缴纳的税收总额反而少于原来低税率水平下的税收总收入，因为那时缴税的公司更多。然而此时加税政策已实行多年，而当时负责实施该政策的政客也许都已经升迁到州内或联邦政府的更高职位去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那些仍在当地供职的政客，也不太可能因如下理由受到指责：地区税收收入降低、就业减少，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税基不足而被削减。总之，那些应该为这种经济滑坡负责的人很可能逃脱政治指责，除非选民或媒体能够跳出政策实施后的第一阶段来思考问题，明辨随后几年发生的连锁反应背后的主因——但他们很少这样做④ 。

纽约市就是该过程的一个经典案例。美国很多大公司的总部曾一度在纽约聚集，但到了21世纪初，美国100个发展最快的公司中只有1个把总部设在了纽约。有着全美最高税率的纽约市，一直在丧失新的商业机会和数十万的就业机会。然而，这座城市人均花费的市政资金差不多是洛杉矶的2倍，芝加哥的3倍。总地来说，纽约市这种“量出为入”（spend-and-tax）的政策从政治上来看是成功的，但经济后果却是消极的。

政客也许会将一只能下金蛋的鹅杀死，只要这只鹅别在下一次选举前死掉，而且没人能在杀死鹅的武器上找到政客留下的指纹，这样的谋杀就可以被视作可行的政治策略。在复杂的经济中，当地或地区经济滑坡可以归咎于许多替代性的原因，这样一来，公众对真正原因的关注就能被转移出去。

一个常见的替罪羊就是抱怨就业机会都跑到国外去了。但是无论造成现有就业减少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之外，可能还包括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即便是在国家处于完全就业的时期，全国范围内已有就业岗位也会减少几百万。1990年到1995年，有超过1 700万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作，但在此期间全国的失业率非常低，因为新的工作机会不断涌现。不过，“铁锈地带”（rust belt）就业减少的原因和纽约市非常相像。尽管在美国经济中，新创造的就业和失去的就业几乎相同——丰田公司雇用几千美国工人来制造汽车，而通用汽车公司则同时解雇了几千人——这些新岗位通常也不会出现在政治或工会环境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地区。因此 “铁锈地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就业减少，而是它在创造替代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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