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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废奴事件
    
    从表面上看，美可能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就像道格拉斯要求人们在骑着马沿一条危险的道路疾驰而过时看向一朵花一样。人们本来是想听一场关于南北战争以及对敌方的打击效果的演讲，而不是听一曲对视觉想象力的颂歌。特里蒙特教堂离波士顿公园只有一个街区，道格拉斯就在这里发表了纪念约翰·布朗（John Brown）(16)被处决一周年的演讲；1863年1月1日，也是在这里，道格拉斯通过塞缪尔·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知道了林肯总统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消息。
    正如当时的废奴主义者一样，从约翰·布朗到威廉·L.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林肯总统也在这个教堂发表过演讲。1861年初，南北战争的枪声刚刚打响，人们就不断地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永远都无法回到当时的场景，无法知道林肯演讲时用的是洪亮的声音还是温和的语气，但可以知道的是，听众都沉默了，台下一片寂静。他的演讲“完全把听众带入场景中了”，伊丽莎白·C.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回忆说，这场演讲的关注点是，在面对国家的分裂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
    在科学能表现艺术之前，道格拉斯就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生命和进步的关键”，是男人和女人能塑造出一幅精神或物质的画面，并使他或她的整个世界、情感和其他所有生物的想象力都受到影响。即使是最卑微的形象，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就像音乐的音调一样，它能以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方式与心灵对话。道格拉斯说，所有的摄影方法，“达盖尔摄影法也好，安布罗摄影法也好，电版摄影法也好，无论是好是坏，都装饰或毁坏了我们的住所”。他接着说，当受到“正确的看待”时，“人类的整个灵魂”就像“一个画廊或者一个宏伟的全景景观”，将生命的浩瀚与每时每刻进步的潜力形成了对比。2
    演说家和废奴主义者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美学的力量在公共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道格拉斯对审美体验的解放性以及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式很感兴趣。
    当美国被分裂，当田野浸染了鲜血，最令人惊讶的不是道格拉斯的语言，而是他的行为。1863年8月，道格拉斯与林肯总统第一次在白宫会面——他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乘火车去了华盛顿，在白宫与那些看起来好像已经等了一个星期的人坐在一起等候，事实上，有些人的确已经等了一个星期。道格拉斯把一张卡片递到楼上，几分钟后，林肯总统接见了他。这位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任职的总统认为，道格拉斯“即便不是美国最优秀的人，也是美国最优秀的人之一”。3
    人们经常会想起道格拉斯曾经的话，即暴力和武力或许是唯一的出路。如果说“《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报应”是通过美国南方奴隶起义而显现的，那他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就像“沉睡的火山”也会喷发一样自然。当时，美国大多数人认为必须得有燃烧的力量，就像废奴主义者威廉·L.加里森所说的那样：
    我必须燃烧，因为我周围有堆积如山的冰等着被融化。
    道格拉斯补充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光，而是燎原之火；不是细雨，而是轰轰雷鸣。我们需要暴风、旋风、地震……美国的传统必须受到撼动，我们必须揭露它虚伪的一面。
    道格拉斯多次暗示，在修正国家失败的问题上，对话和行动并不是所需的全部。于是，那些希望在一个星期内听到两个小时的有关解放黑奴的演讲的人，只在罗切斯特的锡安教堂听到了“10分钟的布道”。“今天不说散文”，而是“要说一说诗与歌”。
    解放黑奴的前夕，美国通过法律消除了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界限。之后，这个国家又专注于一种法律也无法修正的正义，即调和人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
    废除奴隶制后，“自力更生的人”这一古老的概念受到了冲击。奴隶制的废除验证了美国式生活的两个主要原则，即平等和林肯所说的“自由的新生”。4消除自由和奴役这种二元对立为“成功与失败”赋予了更大的压力——对成功与失败的判定不再依赖经济状况，而是更大程度上由个性、能力和愿景决定，这也成了生活的意义。5道格拉斯不仅在国家正义层面上发声，也在这种调和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的层面上发声。
    道格拉斯认为，人生的道路就像“从同一个点射出的一千支瞄准了同一个目标的箭”一样。离开起始位置后，箭“在空中散开”，只有少数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飞去，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静时不分伯仲”，“动时独步其中”。美学的力量是弥合眼界和愿景之间的差距的关键，同时也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之一。
    
    
    美学力量如何改变世界
    
    是什么使人看到自身的错误、集体的失败、无法忽视的过错和感性的失误？亚里士多德说：“单靠争论是不足以使人成为好人的。”6理性并不能完全支配一切，就像奥德修斯也会被塞壬女妖的歌声引诱一样。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塔马·亨德勒（Tamar Gendler）以此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极具说服力的演讲，他讲述了不理性的人在生活中是如何思考的，并举例说明当人们站在科罗拉多河上游大峡谷山顶的一块玻璃上时会发生什么。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人们知道站在这块玻璃上是安全的，但是，仅仅是“受到视觉刺激的影响”，就足以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使身体止不住地发抖了。
    正如朱诺特·迪亚斯（Junot Díaz）所说的，“使用特权会造成盲点”，还会让人对失败视而不见。于是，这就产生了定势效应——成功的代价是，它会使人眼盲心盲，看不到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何时可能会不再奏效。面对失败，理性能为我们提供的出路十分有限，而游戏能帮人重新看待事物，就像避风港一样。但是，一次审美邂逅所激发的想象力可以使人臣服，使人为一个全新的自己让路。
    美学的力量比逻辑能力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应，就像前面所讲的，美学的力量是如何使人优雅地接受脚下的大地移动了的事实一样。7建筑师路易斯·卡（Louis Kah）说：“艺术是一段通往最不为人知的事物的旅途，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儿。”
    美学的力量可以改变眼前所见。当一段经历非常令人吃惊时，我们会产生想象并误以为那就是现实。在为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和《雨果》（Hugo）以及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泰坦尼克号》等剧情片工作时，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获得者罗伯特·莱加托（Robert Legato）发现了这一现象。电影片段需要重现某些历史事件，但莱加托并没有忠实地再现这些事件。他根据观众的回忆，比如他们看到的、感觉到的以及相信在眼前的事物，编出了一些画面。他对观众如何看待这些场景非常好奇，他想让观众大吃一惊，唤起他们深刻而又强烈的情感，于是，如何与观众对话变成了一种实验、一种考验。在他为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的剧情片《阿波罗13号》（Apollo13）创作素材时，一名执行过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宇航员以顾问的身份来到拍摄现场，想看看电影中描述的事件的真实性。看到片场航天飞机发射时的场景、旋转着的龙门起重机的手臂以及镜头中的画面时，这位宇航员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莱加托说：“我们对航天飞机的发射充满热情、敬畏和喜爱……这改变了我们眼前所见，改变了我们的记忆。”
    或许有一天，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对记忆的研究会改变人们对记忆在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不是简单地记录过去，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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