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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17)和萨拉·阿尔戈（Sara Algoe）等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衡量敬畏或崇拜如何促进慷慨和利他主义的产生了。似乎有一种“浩瀚”的感觉在激励着人们。8哲学家先于心理学家关注到这个现象。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关心的就是人们对美学的反应是如何使认知防御边缘化的。2000年前，朗吉努斯（Longinus）了解到，当被“高级语言”感动时，人们会做出类似于“狂喜”的事，而且这些事并不是在理性的“劝说”下做出的。9
    托马斯·杰弗逊在巴黎看到让－热尔曼·德鲁埃（Jean-Germain Drouais）的作品《被囚禁的马里尤斯》（Marius at Minturnae）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杰弗逊曾写道：“我像座雕像一样被固定了一刻钟或半小时，我不知道究竟有多久，因为我丧失了所有的时间观念，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大约一个世纪后，托尔斯泰宣称，对艺术作品的反应赋予了我们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所有外部手段，包括法院、警察、慈善机构、工厂质检”所不能赋予的。这就是济慈在“消极能力”这一概念中所描述的，抵抗裁决、忍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济慈认为，这种能力被“美”强化了，因为人们不仅利用这种能力“克服了所有其他的顾虑”，还“消除了所有的顾虑”。
    艺术评论家迈克尔·布伦森（Michael Brenson）提出了一个罕见的观点：“审美反应是不可思议的。数量惊人的心理、社会和历史信息交织成一个单一的连接电荷，以至于人类终其一生去思考都无法将其解开。”
    允许一个全新的未来带着这些惊人的遭遇来到这个空间。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叫小查尔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 Jr.）的年轻男孩，在16岁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体验。那是1931年，他去家乡的Driskill酒店参加一个男女混合的社交舞会。这是那个学期的第一次舞会。在那里，他被一幅从未见过的画面震撼了——一位他闻所未闻的小号演奏家、爵士音乐家闭着眼大声且陶醉地唱着各种音符、悲叹和十四行诗。布莱克说“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音乐听起来像是“对万事万物的彻底超越”。当时，有一位朋友和布莱克同行，他是“奥斯汀高中的‘好学生’”，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觉得心里颇不宁静。音乐在他们脚下轰鸣。布莱克的朋友又驻足了一会儿，“他摇摇头，像是要把它们清理干净一样”，以便使自己从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布莱克说，事实证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不愧是小号演奏之王”，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位天才”，并且这位天才就住在一个布莱克童年时期特别瞧不起的人的身体里。这是“神圣而又庄严”的一刻。布莱克注视着这位天才，注视着这位天才“对力量的精确控制以及他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也注视着他们之间的鸿沟。布莱克觉得，阿姆斯特朗仿佛在“守护精灵”、“力量”和抒情的指引下，“开阔了我的眼界，并在我面前摆出了一道选择题”——是坚持对人性的狭隘的看法，还是选择去拥抱一个更广阔的愿景？一旦做出选择，布莱克就再也不会回头了。这就是美学的力量，它可以为我们创造一条清晰的前进路线以及一条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路线。
    布莱克后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自那天起，他“走向了布朗案，即我的归属”。1954年，布莱克加入了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法律团队，而该案件最终令美国最高法院宣告拒绝黑人学生入学的种族隔离措施违宪。因此，布莱克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宪法律师之一。
    就像在高度机密的会议中接待不受欢迎的客人一样，虽然美学的力量可以让人进行自我修正，但它有时也会被“傲慢地驳回”。美学的力量一直以正义的形式隐藏着，所以布莱克从未忘记阿姆斯特朗带给他的改变。布莱克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宪法，并且每年都会举办“阿姆斯特朗聆听之夜”，以此来纪念艺术在司法领域发挥的作用，以及那个让他有了内在愿景并改变了他的生活的人。
    布莱克说：“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伟大的艺术家……碰巧，跟我说话最多的那个人……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路易斯。”无论是诗意的、优美的、抒情的，还是任何能把人带到这个空间的美好事物，都有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是其他事物所缺少的。对布莱克来说，爵士乐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建立在表达渴望之上，美国许多本土音乐中都有爵士乐的影子，特别是蓝调音乐。心碎的旋律代表人们相信生活会变得更美好，但在它苦乐参半的音调中，人们也提醒自己，有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度过它。
    道格拉斯说：“图像的力量与歌曲类似。只要给我一首某个民族的歌谣，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了律例。”美国的进步建立在两次被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一次是修补断裂了的根基，另一次则是在与失败不断纠缠的过程中证明人们渴望更多的进步。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正义，都不仅来自批判和反驳，还来自与看似失败之事的斗争，比如困扰人们的事、厌恶的地方、在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的鸿沟。而引领人们越过这鸿沟的就是改变了的眼界。
    
    
    美学带来创造与抗争
    
    当一场美学邂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时，会有多少抗争应运而生呢？真正能打击黑奴贸易的，是废奴主义者的各种作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的争论。例如，1789年的画作《奴隶船内部结构》（Description of a Slave Ship）震惊了整个世界。英国奴隶船布鲁克斯号在伦敦的展品，以精确的图表展示了如何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将454名男性、女性和儿童当作商品来运输，事实上，布鲁克斯号运载的人比这要多得多——多达740人。10
    事实与想象之间的反差让人无法忍受，而这足以推动美国废除奴隶制，事情的发展也确实是这样的，这些都成了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用到的关于非人道的奴隶制的证据。
    1968年，阿波罗8号在月球轨道上拍摄了一张名为《地球上升》（Earthrise）的照片，这既使人心生敬畏，又在推动环保运动的发展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看到卡尔顿·沃特金斯（Carleton Watkins）拍摄的约塞米蒂谷的照片后，林肯总统在1864年签署了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
    美学的力量与未完成状态的作品有类似之处。
    被美学的力量征服时，人们会感到有一股动力随之而来，而在这之前，人都是不完整的。它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和判断需要进行修正。
    美学的力量能赋予这些时刻“弹性”和“可塑性”，正如伊莱恩·斯卡利所写的那样：“瞬间被美震撼，不久之后，大脑就会开始自动创造或回忆，并很快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极限，当然，如果还存在极限的话……”
    道格拉斯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这一点。看到切萨皮克湾上的帆船后，出生在奴隶家庭的道格拉斯决定寻求自由，这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站起来，“追踪”帆船的踪迹，直到它们沿着水流驶向大海。他想，有一天，他也会“涉水而去”，走上几百千米，去到美国的北方。11到那时，他会用放在脚上冻出来的“裂缝”里的那支笔，把这些瞬间用文字记录下来——在马里兰州被奴役的冬天里，他的脚被冻裂了。道格拉斯写了一本自传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1855年出版的《我的枷锁与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这本书使他声名远扬，也是他的护身符——他逃到了英国，以逃避被抓捕和被奴役的命运。在上市后的两天内，这本书卖出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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