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无此声

李斐然 1964年的傅聪 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而忘我的付出，可是误解一个人往往只要一瞬间的念头。活着是最复杂的事，我们每个人的苦楚千头万绪，复?难言。别忘了，他人也一样。音乐的奴隶 钢琴家傅聪在音乐会开场前，有一个后台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习惯——紧张。舞台上的灯光照向一架钢琴，整个音乐厅都安静下来，等他出场。这时的钢琴家却像孩子一样，在后台躲躲藏藏。他一直到80岁都是这样，上场之前总是畏惧，先是漫长的沉默，继而惊慌，突然爆发：“不行了！不行了！弹不了！我弹不出来！”最后常常要经纪人拽着他的手，像哄小学生上学那样，把他从后台领出来，他才能登台。 傅聪谈起钢琴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是神圣、宗教、信仰和上帝。他常常形容自己是音乐的奴隶，每一次上台都是“从容就义”“抱着走钢索的心情上去，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他在音乐会前总是跟灯光师讨价还价：光还可以更暗一些吗？他是真心想要在黑暗中弹琴。调音师调好了琴，大部分钢琴家试一试琴就走了，傅聪总是不放心，常常留下来很久，跟调音师商量：让我再弹十分钟好吗？弹过十分钟之后，又恳求，让我再弹十分钟吧，就十分钟。 傅聪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害羞的孩子。父亲傅雷是大翻译家，家里常来文人朋友对谈。傅聪和弟弟傅敏经常躲在客厅门后偷听，被抓到时，弟弟马上就哭了，傅聪却犟嘴。8岁那年，父亲的朋友发现，这个孩子有绝对音准。家里为他买了琴，请了老师，他把巴赫的练习曲和《水浒传》并排放在琴谱架上，一边机械地弹着巴赫，一边兴致勃勃地看李逵打架，直到楼上书房里的父亲听出了异样，下楼站在他背后大喝一声，他还沉浸在书里。 音乐里的父亲是严厉的，但也是赤诚的。傅雷钟爱音乐。他亲自编写只属于傅聪的教材，单独给他上课，教他用中国古典文化理解音乐。第一堂课讲了三句话，是《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傅聪还是孩子的时候，弹琴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高兴。跟第一个老师学琴的时候，他自由自在，把一本莫扎特的小奏鸣曲都弹了，弹完后还可以吃一块点心。后来的老师管得严，每次练琴都要在他手背上放一枚铜板，弹琴时不准掉下来。这样弹到11岁他就不想弹了，跟父亲吵架，想要去参加革命，后来一个人留在云南上学。不过，远离音乐的日子只过到17岁。他帮同学的唱诗班伴奏时，满教堂的听众被他的音乐深深打动，大家自发地为他募捐路费，送他回上海继续学琴。1956年，傅雷夫妇和傅聪在书房 就这样，傅聪在17岁时又回到钢琴面前。从那时起，钢琴开始让他敬畏，也让他着迷，再也用不着任何人催促他练琴了。父亲发现，睡在床上的他还在背乐谱，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继续弹，后来上台演出时，傅聪常常十根手指都包着橡皮膏。 钢琴前的傅聪是忘我的，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听他弹琴能感觉到，他要离开，他要用音乐离开眼前的世界。他也因为这种忘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一年后，他在上海第一次登台演出。两年后，他到波兰学习演奏肖邦的作品。1955年，他在第五届华沙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玛祖卡奖，这是最能深刻诠释肖邦的奖项，他也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年轻钢琴家竟能这样深刻诠释风格极难掌握的肖邦，音乐评论界因此将傅聪定义为“一个中国籍贯的肖邦”。 分隔两地的日子里，父与子逐渐迈向不同的命运终点。傅雷写信给傅聪，告诫他：面对人生，高潮时不致太紧张，低潮时不致太沮丧，就是人生胜利，如若依然苦恼，可以听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读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会熬过难关。而傅聪那时候的信里分享的多是明媚的讯息，他写给父亲的信里一多半都在谈论音乐，分享他在演奏中感受到的乐趣。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份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只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音乐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成了他和时代之间的误解。在作家叶永烈的记录里，文化部的领导批评傅聪在留学期间过多谈论苏联问题、波兰问题，告诫他再这样下去，就要回国下乡劳动。这句话让傅聪真的以为，回国就要接受劳动改造。他是一心要活在音乐里的人，17岁才认真练琴的手一旦拿起锄头种地，还怎么弹琴？于是，他没有回国，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这是他一生最受争议的一次选择，有些事情因此彻底改变了。1966年9月，傅雷夫妇自杀。再也没有人跟他在信里热烈地讨论音乐，钢琴前只剩下他自己。 后来的傅聪喜欢躲在黑暗里弹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喜欢参加公开活动。前半生想说的话，都写给了父亲;后半生想说的话，都告诉了钢琴。坐在钢琴前，他是音乐的奴隶，这是他的宗教，也是他人生中几乎唯一的表达出口。 其实傅聪在一生的演出中，曾有过一次毫不犹豫的登台。1966年11月，傅聪辗转知道了父母的死讯，残酷的是，第二天他还有音乐会。他失去了至亲，也失去了知音，那一次是真正的“不行了，弹不了”。后来傅聪接受采访时说，几乎就要取消演出之前，他想起了父亲：我知道，假如我取消这场音乐会，我父亲会失望的。 第二天的音乐会如期举行，舞台上的灯光一亮，钢琴家又一次走向钢琴。傅聪绝大多数的演奏会流程都很简单，快步走上台，在昏暗中弹琴，然后快步走下场。只在那一天，他在开始弹琴之前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到音乐里去 傅聪伦敦的家里，顶楼的房间是他的琴房。一整面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琴谱，两架三角钢琴占据了屋里几乎所有空间，只剩墙边小小的角落。钢琴家守着窗户练琴，从天亮练到天黑。 他的练琴时间是每天10个小时，80岁之前几乎天天如此，最长的一次连续弹了14个小时。他不吃午饭，不睡午觉，练到满意才去吃晚饭，要是有弹不好的地方，晚上他是睡不着觉的。由于手指常年过度劳累，经常受伤，他得了严重的腱鞘炎，可他还是缠着绷带继续练琴。后来，医生强制要求他休息。80岁的时候，他才勉强把练琴时间缩短到每天6个小时。 他始终活在一场紧张的追逐里，总觉得自己手指很硬，不够灵活，而且17岁才认真学琴，童子功不够，“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就连刚做完手术，医生叮嘱要休息，傅聪还是每天练琴，妻子劝不住他，打电话回国，想让弟弟傅敏劝他休息。傅敏反过来劝她，哥哥是必须活在音乐里的人，没有音乐他才会痛苦。 1979年，傅雷夫妇平反，傅聪获准回国参加追悼会。回国后的除夕夜，他到作家白桦家里聊天，两个人喝酒喝到天亮。傅聪讲起自己在国外的20多年，讲他的痛苦跟漂泊无关，也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孤独。2010年12月，傅聪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甘源摄 在音乐圈，傅聪结交了不少挚友。跟傅聪同年参加肖邦大赛的阿什肯纳齐，和傅聪同一天生日的巴伦博伊姆，三个钢琴家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都是远离故乡的漂泊者。 音乐里的赤子是孤独的。傅聪是一个喜欢用唐诗、宋词表达古典音乐的人，听众需要通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才能真的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说舒伯特是陶渊明，莫扎特是李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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