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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和记住的

时间:2024-03-04 06:51:02

崔玉敏 孙志雄和李中玲的第一张合影 2011年,上海男人孙晓雄46岁,他70岁的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逐渐出现失忆、失智、失禁等症状。 正值创业关键时期的孙晓雄,最终选择放弃部分生意,和家人共同照护父亲。接下来的9年中,他们和父亲一起,展开了一场对抗遗忘、衰老和久病的苦旅。一 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时,孙晓雄正在昆山出差。母亲带着哭腔:“你爸不见了。”孙晓雄心中慌乱,但还是强装镇定地安慰说:“不要紧,他走不远的。” 母亲告诉孙晓雄,她已经沿着家所在的扬州路,找遍了父亲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但都没找到。 几乎没怎么犹豫,孙晓雄决定驾车走高速返回上海。一个多小时后,他抵达父母位于杨浦区弄堂里的家,大姐、妹妹都在。商议后,他们决定去街道派出所碰碰运气。 赶到派出所,父亲孙志雄果然在那儿,衣服脏了,面色惊惶。民警问他的名字,他答“李中玲”,问他家住哪儿,他答“浙江中路”。民警照着他给的答案在浙江中路寻找李中玲,无果。他们便让孙志雄先吃饭,继续打电话给附近几个居委会排查。 实际上,黄浦区浙江中路是1941年父亲出生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末,因家庭成分问题,孙志雄和父母妻儿一起被下放至安徽农村,浙江中路的家也被收为公用。90年代,一家人相继重返上海,在杨浦区扬州路新康里的弄堂中安家落户,住了20多年。 家人们都落了泪。他们谢过民警,把受到惊吓、已经无法开口说话的父亲带回家。 这一年是2014年,父亲73岁,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第3年,他的大部分记忆已经被疾病抹去。二 此前,为防止他走失,家人给他买了GPS定位器,戴在他手上,并仿照工牌制作了写有他姓名和住址的“身份卡”,挂在他脖子上。还打印了厚厚一沓卡片——写有家中座机的号码、母亲及三个子女的手机号码,塞在他口袋里。但父亲觉得难为情,总会将定位器、身份卡偷偷扯掉,小卡片有时也随手丢掉。 那时,父亲虽然记忆受损,但身体还不错,走路时脚底生风,动作又轻,常常猫一样溜出家,无声无息。这就苦了主要照护他的母亲李中玲。 这次走失后,母亲看护父亲时更加小心,后来只能选择限制他的行动。白天,母亲用两张躺椅堵住家门前的走廊,躺椅沿上放置一排手摇铃。父亲一开门,她就能循声跟上。夜晚,父亲也会梦游般地走出家门,母亲就在睡觉前找一条宽布袋,把两个人的手绑在一起。父亲一起夜,她就跟着醒来。三 生病前,父亲坚持每天去公园跑步,200米的跑道能跑上五六十圈。父亲精通文史地理,父亲给少年时代的孙晓雄讲俄罗斯文学时,问他:“伏尔加河在哪里?”他答“不知道”。父亲就告诉他伏尔加河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曾经,父亲能准确无误地记住一条遥远河流的相关知识,现在却连近在咫尺的家门都无法记住。 更让孙晓雄难过的事在后头。好几次,孙晓雄回到父母家,父亲看到他,不仅问他“你是谁”,还拒绝他进家门。母亲在一旁提醒:“这是你儿子啊。”尽管知道父亲的反应是生病所致,孙晓雄转过身,还是哭了。 被自己的父亲遗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至亲之人情感?接中断,安全感丧失,让他不得不重新打量父子关系。 他经常做噩梦。梦里,他置身公交车、地铁站,场景不一,但一直在找寻,找物件,找妻子,找儿子,找母亲,最后遍寻不得,他流着泪从噩梦中惊醒。白天,他烦躁易怒,常和妻子吵架,工厂里的工人也遭了殃,没少挨骂。 他流泪也是为自己。父亲患病时,正值他创业的关键时期,经营的床品公司在全国开了22家连锁店。可是父亲需要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危机,精力不济,他不得不将店一家一家收回来。 让孙晓雄更感遗憾的是,他曾主动疏远父亲近十年。 少年时代,父亲是孙晓雄的精神偶像。父亲高中学历,年轻时是个文学爱好者。全家下放至安徽农村时,母亲在学校做老师,父亲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开始负责家中的农活。他鼓励孩子们看书,用俄语朗读普希金的诗歌。一天的农活结束,他给村里人绘声绘色地讲《三侠五义》,很受当地人的喜爱和尊敬。 90年代,孙家人相继返回上海,房子、户口都得重新争取。回到上海后,母亲在幼儿园做老师,兼做家庭教师贴补家用,做了十几年农民的父亲只能在工程队、饭店做临时工,往昔的同窗已经成为医生、老师、工程师……他受到打击,主动和老友断绝联系。父亲清高,一家人的户口、住房问题全靠母亲奔走才得以解决。 身为男人,孙晓雄一度瞧不起封闭自我、无力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有段时间,看到父亲,他连招呼都不打。 父子关系破冰发生在孙晓雄的儿子读五年级时。那天,父亲带孙子出门,孩子牵着爷爷的手蹦蹦跳跳,有说有笑。孙晓雄站在后面——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阅读、游泳。孙晓雄想:养大一个孩子并不容易。他也渐渐明白,父亲是一个被时代捉弄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父亲只是不擅长社交和赚钱而已。他在心里与父亲和解了。李中玲照顾孙志雄吃饭 四 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病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孙晓雄陷入忧虑。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曾描述过作为子女,他在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的恐惧。埃里蓬会反复背诵他烂熟于心的诗词,以证明自己的记忆力完好无损。只要忘记了一句诗、一个日期、一串电话号码,他就会陷入焦虑。孙晓雄也一样。只要忘记什么事,他就止不住胡思乱想,问儿子:“爸以后会不会也得这个病?” 他自己的健康也不容乐观。父亲确诊这一年,孙晓雄48岁,糖尿病病史10年,还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胃病。 母亲李中玲的抑郁症发生在丈夫患病两年后。儿女要工作,她需要寸步不离地陪伴丈夫,起初,她最忧虑的是他走失——她长期患有关节病的双腿无法快步行走,每次寻找丈夫都异常艰难。2013年后,丈夫逐渐生活无法自理,她得照看他吃饭、穿衣、吃药、洗澡、大小便。丈夫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愈发严重。李中玲有轻微洁癖,只要丈夫一失禁,她就一遍遍为他洗衣、换衣,有时,她一天得给他换洗3次。 李中玲原本拥有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退休后的10年,她是在社区老年大学度过的:学做中国结和麦秸画,教其他老人剪纸,她的剪纸作品还被拿去展览过。丈夫也会陪她一起买材料,看她做这些小玩意儿。 他们本是志同道合的爱侣,中学时相识。结婚后,相濡以沫50年,“两个人好得就像一个人”。她从未想过推脱照顾丈夫的责任,也拒绝将这种承担浪漫化、崇高化。 但她也是女人,需要丈夫的呵护。然而大多数时候,生病的丈夫和外界隔着一堵墙,无法沟通,不见回应。最让她心灰意冷的时刻,发生在搬到浦东后的一个夏天。她起床后觉得头晕,浑身瘫软倒在地上。她努力呼唤丈夫,想让他帮自己将床头上的手机拿过来。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半天,只递给她一个空调遥控器……她只能等到自己有了力气,慢慢爬到手机旁,拨通小女儿的电话,小女儿拨打了120,她才被送往医院。 李中玲被这种不见尽头的生活击溃了。后来,她在家中总是无端流泪,会把家里好好的东西剪坏,还说想从20楼跳下去。儿女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她在医生面前流著泪长长地倾吐一番,之后又做了3年心理咨询。 因为焦虑,她常常失眠,提出让儿子给她开一些安眠药。孙晓雄留了个心眼,他开了许多维C片,替换进安眠药的药盒里,再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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