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长

?梁晓声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他已经老了，并且他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只体现在一件事上：我三四岁时，大病了一场，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着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着暴雨去为我买回来。 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别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腰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第三家铺子才买到。说着，哭着，弯下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一刻他不像什么落汤鸡，而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他有点儿像在变戏法，尽管终于变出了两块，但委实变得太不容易，所以哭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经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 后来，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心里的恨意也就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这3年，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身下又添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平时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作为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工作，每隔两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聚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当年父亲的工资每月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10余元，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钱，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父亲的工友到我家里来时，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买一块豆腐乳，他往往能吃3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是特别的难受。正是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就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就哭了。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好不好？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尖子生，也是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多项荣誉加于一身。 每月40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5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家务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几乎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学习上了。 1962年，我们搬了一次家。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 6月，父亲回来探家，他明显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十几年来却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让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吗？”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关系到菜市场帮着卖菜。 有一天傍晚，哥哥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似乎天生可以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来，躺了3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让哥哥不要听父亲的。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等父亲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不回家的。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有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一直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坐到了天明。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回来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的路熟稔于心。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因为哥哥几乎不分白天黑夜，终日喃喃自语。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我们，医院有床位了。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哥哥在医院住了3个月，在家中休养了一年后，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他每月能领35元的代课工资。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每个月一下子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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