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楼芳华

　　特楼 　　1954年，在今天的中关村东区建起了一批住宅楼，其中三栋三层小楼，总共48户，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安排高级知识分子居住，而被称为“特楼”。 　　这三座灰砖、黑瓦、朱红色木窗格的小楼，就是现在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李佩屈就当“村官” 　　1955年11月，钱学森一家落户到14号楼201室。 　　走进钱家，最显眼的是一架三角钢琴。特楼中不少家庭有钢琴，可是有三角钢琴的却寥寥无几。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夫人蒋英的结婚礼物。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曾扣押过此琴，经过一番波折，他才要了回来。路过14号楼，如果运气好，就能听到蒋英那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 　　钱学森安家时，中关村到处是林立的脚手架和刚刚开挖的地基，而他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打地基”——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了我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和项目，钱学森作为综合组组长，用他的远见卓识，把当时还非常神秘的计算机、导弹、原子能等列入其中。“两弹一星”甚至“神舟飞船”的发展，都由此打下基础。 　　“向科学进军”的蓝图铺展开来，钱学森急不可待地致信康奈尔大学的郭永怀，邀请他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信中还提到了两家在特楼的住房：“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好了，去办公室只需步行5分钟，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船晚开了两个小时。同船的两家人，后来在特楼又成了邻居。 　　出任力学所副所长后，郭永怀一家入住13号楼。他的夫人李佩，本来被安排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但为了就近照顾丈夫和5岁的女儿，就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当起了副主任。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漂亮，作为西南联大、康奈尔大学的高才生，屈就当个“村官”，实在是大材小用。不过正是她的热心肠和高超的沟通才能，才让在中关村的日子有滋有味起来。 　　特楼刚建成时，周围仍是荒郊，配套设施稀少。在李佩的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许多有关生活的事，如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们操持。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开社区自治的风气之先。 　　对妈妈们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各方努力下，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还对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保福寺小学，加以改造。现在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二、三小学都脱胎于此。科学家给小学生上课的传统，也是那时李佩开创的。 　　为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李佩还请一位退休后住在女婿家的沈大夫建起医务室。这个女婿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直到1960年建立了中关村医院，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科学家们对环境卫生和公益活动都很重视。那时，每周都有这样一个傍晚，平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科学家们，全家一道出现在楼前，不是聚会，而是出来打扫卫生、美化环境。这些学富五车的大科学家或包着头，或戴着口罩，或戴着袖套，打扮得“灰头土脸”的，来到楼前，或拿着扫帚，或挥着铁锹，或浇水，或撮土，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特楼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13号楼前一片重瓣桃花，每年春天争相吐艳;14号楼前是一个花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关村一街的路口还建了一座“福利楼”，里面有餐厅、理发室、乒乓球室等便民设施。卖原版书的外文书亭和用篆字做招牌的餐厅，都让这里显得与众不同。 　　现在成了“网红”店的中关村茶点部，是由李佩向中科院提议，北京市政府特批的，专营西式糕点。为确保口味正宗，还把天津起士林西餐厅的井德旺请来担任主厨。那个年代物资紧缺，连用点黄油都得盖几道章，这里却特别舍得下料。不但科学家爱这一口儿，上岁数的老北京人也会想起这么句话：老莫的蛋糕，新侨的面包，中关村的西点。 　　名字最有趣的要数“四不要”礼堂。之所以叫“四不要”，是“不要砖头，不要钢筋，不要木头，不要水泥”，全部用预制块构件盖成，连暖气都是陶瓷的。别看礼堂音响效果不佳，来演出的都是大腕儿，梅兰芳去世前的绝唱就在这里。 　　这些待遇看似优厚，但相较于科学家们放弃的，实在不值一提。 　　汪德昭在巴黎的居所，有大得可以开音乐会的客厅，和飘着玫瑰香的花园;李佩在康奈尔大学旁边的家，风景绝佳，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独幢别墅;张文裕和王承书有两辆私家车，因为归心似箭，来不及变卖，干脆都送了人;杨承宗回国之前，刚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5万法郎的聘书。1952年8月，郭永?选⒗钆搴凸?郏?诿拦?募颐徘昂嫌疤芈サ幕平鹗? 　　在特楼，即使是国宝级的泰斗，也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 　　在儿子钱思进眼里，父亲钱三强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好爷爷。在楼后的小副食店门口，他每天按时排队领取牛奶，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前;当女儿女婿不在家时，他常坐在床边给孙辈们讲故事，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 　　他们虽然不讲行政等级，但同事间的称呼还是大有学问的。被称作“老师”的人，一定德高望重，比如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二来很多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赵忠尧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也有被称作“先生”的，如何泽慧等。 　　钱三强的书房里挂着“从牛到爱”几个大字，外人常常不明所以。原来，这4个字是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时，他的父亲钱玄同送他的。钱玄同说：“学物理嘛，就要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做出成就来;其二嘛，学习就要像牛那样苦干，渐入佳境后，就会爱上这门学科。” 　　《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午饭都是包子——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晚去，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他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蒸包子”。 　　1955年，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时，柳大纲先生曾经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中去掉，原因是“不够资格”。何泽慧在回答“您被选为院士后有什么感想”的问题时，以她特有的率真和质朴说：“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三座特楼里，有好几对夫妻科学家，有的还是上下级关系。陈世骧和谢蕴贞都在昆虫所工作，陈世骧任所长，留法归来的夫人谢蕴贞一直是六级副研究员，没有得到提升。陈世骧向孩子解释：“我也觉得亏待了你妈，但是当了所长，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这样才能使人信服。”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是副教授，也是因为有童第周这个“顶头上司”。 　　这么多“最??大脑”聚在一处，最大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以“头脑风暴”。 　　郭永怀和汪德昭住楼上楼下，他们的夫人也是旧识，一次聊天时说起铀235的分离问题，研究声学的汪德昭在既有方法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用超声波进行分离。力学和声学两个学科就在谈笑中有了交集。走的走，搬的搬 　　特楼里这种温馨而忙碌的气氛，很快就被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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