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医者

　　2018年11月22日，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张惜阴病逝，享年92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惜阴与丈夫朱无难这对医学伉俪，携手同行，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这个曾亲手将无数小生命迎接到人世间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安详而宁静。但人们相信她没有走远，路过那幢老人曾日夜奋战的“红房子”时，仿佛依然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98岁的朱无难教授捧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惜阴，你走好。”上海闺女与湘伢子的爱情 　　“因为我的名字叫惜阴，所以常以爱惜光阴来自勉。”刚读小学时，扎着小辫、长相清秀的张惜阴，经常会这样勉励自己。1926年1月，张惜阴出生在江苏无锡，父母都是有学识的人，给女儿取的名字，饱含希冀。 　　张惜阴的启蒙老师是母亲，牙牙学语时，母亲就引导她读书?字。拿到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时，张惜阴能认识上面大部分的字，成绩也自然稳居全班第一。 　　1938年2月，正是抗战期间，12岁的张惜阴跟着父母逃难来到上海。动荡的时局，并没影响她的求知欲。1943年秋天，张惜阴考入上海医学院。一向很有主见的她，将学医作为自己的选择。她对父母说：“学医，就能掌握一门技艺，将来我可以不靠别人，独立生活。”父母觉得有道理，之后的日子，无论条件多艰苦，都全力支持女儿完成学业。 　　1949年，张惜阴读完医学院本科，进入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人喜欢称其为“红房子医院”）。妇科，是张惜阴主攻的医学方向。勤奋好学的她，在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出头时，她就在医院组建了肿瘤病房，制定各种妇科手术及放疗、化疗规范。 　　1953年7月，张惜阴参加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办的全国医学院教师俄语进修班，其间，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朱无难的同学。 　　“我来自上海，你呢？”张惜阴问。“我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来。”朱无难幽默地回答。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张惜阴睁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个一脸憨厚的小伙。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张惜阴得知，朱无难的话并非玩笑。朱无难比她大6岁，来自湖南长沙，在长沙湘雅医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朱无难主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联合医疗队，上战场救治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 　　张惜阴对眼前这个正气凛然的小伙钦佩不已，激动地说：“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一定和你一起去战场上救人。”朱无难没想到，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孩，竟如男儿般义薄云天。 　　“我以前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读书，1938年日本人打进湖南，我们学校搬到贵州贵阳一个叫‘石硐坡’的山上。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晚自修看显微镜，全靠菜油灯。”学习之余，朱无难给张惜阴讲自己的求学经历，“不仅没有电，连水都很少。女同学每天有一瓢热水洗漱，男同学什么也没有。我们去提要求，老师说：‘你们也要热水？没问题，从明天起，所有实验课停了，省下经费，买煤烧水。’我们听了直摇头，还是不要热水了，做实验要紧。” 　　朱无难故意学老师说话的口气，一本正经地把音调抬高八度，张惜阴“扑哧”一声笑了。朱无难愈发讲得起劲：“那时候学校没那么多桌子、椅子，怎么办？老师把四条腿的白木板长凳从当中锯断，在断掉的一端装一条腿，一把四腿凳就成了两把三腿凳，每人一把，自管自用。三条腿不太稳，经常上课上到一半，有同学摔个四脚朝天……” 　　“日本人来轰炸，你们是不是也要抱着三条腿的凳子到处跑啊？”张惜阴觉得朱无难的经历虽然有趣，但更多的是心酸。 　　朱无难说：“我们会把三条腿板凳挂到肩膀上，这样跑起来快。”非洲热土上的生死时速 　　在愉快而自然的交谈中，朱无难和张惜阴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1954年，朱无难被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1955年，朱无难又被调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职，开始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肝病学及胃肠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婚后，他们先后有了女儿朱文合和儿子朱希洛。1960年秋天，张惜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1月，张惜阴前往非洲多哥共和国，参加为期800多天的医疗援助工作。那些日子，张惜阴平均每天为20多位妇产科病人看病，先后迎接了1000多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次，一位非洲妇女产下一名女婴，女婴出生后1分钟内无自主呼吸，嘴唇出现暗紫色，全身皮肤呈现青紫色，情况十分危急。张惜阴保持镇定，立即对女婴的情况做出判断，清除完女婴口腔中的呼吸道黏液后，她又用温热的毛巾擦拭女婴头部及全身，然后用布将她的肩部垫高，使颈部伸展开来。见女婴的肤色渐渐转为正常，张惜阴拍打她的足底，摩擦其背部，女婴终于有了呼吸，“哇”地哭了出来。 　　一系列抢救措施，张惜阴是在半分钟内完成的。见女婴脱离危险，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在非洲的那些日子，她先后处理了大约130件新生儿窒息案例。 　　张惜阴的医术和品德，得到非洲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虽然语言不通，但笑容是无国界的，很多非洲人见到张惜阴，都会报以灿烂的笑容，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还会送上一个热情的拥抱。让张惜阴在非洲医学界引起轰动的，是她为当时43岁的非洲女子希卜莱切除了巨大的腹部囊肿。在张惜阴完成使命离开非洲那天，希卜莱特意赶来送别。她拉着张惜阴的手，又哭又笑，还用心地学会了几句中国话：“张惜阴医生，谢谢您，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您。” 　　当张惜阴奋战在医学前线时，丈夫朱无难在攻克一道道医疗上的难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不少人出现肝脏肿大、转氨酶增高的症状。如要查出其中原因，必须提取一部分肝脏组织。在那个年代，医生通常是使用一根带有两片刀叶的粗针，插入肝脏，提取组织，进行活检。这种方式非常危险，容易导致病人肝脏出血不止。当时，朱无难得知国外有一种针，一秒钟就能进行肝脏穿刺操作，提取肝脏组织，同时很少出血。他辗转托朋友从国外带来这种针，然后跑到上海一家制针的工厂，和工程师探讨，能否做出一模一样的针。 　　一个多月里，朱无难几乎每天一下班就往制针厂跑。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根内径1.8毫米的穿刺针终于制成。在之后的临床应用中，这根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极大降低了操作的风险，并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很快，上海的一些儿童医院纷纷来讨教，朱无难又开始跑制针厂，和工程师共同研制出内径1.2毫米的儿科穿刺针，广泛应用于儿童的肝脏活检。医生的本职就是“爱” 　　张惜阴常对年轻的后辈说：“医生的本职是什么？我认为就一个字——爱。你要时刻提醒自己，对待病人要有爱心。”每天查房时，张惜阴脸上总挂着温暖的微笑。 　　在多年的求学生涯和医学实践中，张惜阴熟练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法语三门外语。1979年，因参与编辑《百科全书》妇科部分内容的需要，她开始自学日语。 　　思维敏捷的张惜阴，在听日语教学录音带时，常常一边织毛衣，一边和家人聊天，一心三用，似乎一点也不妨碍她掌握日语的基本语法。 　　1986年9月，张惜阴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指导博士生时，她从来不训人，学生们很佩服她、尊敬她。大家都说，张惜阴教授“不怒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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