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钟南山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在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患有可能得到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至少半小时一对一的诊治。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他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在诊断和治疗上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而且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来袭，在疾病最先爆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在这次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当疫情一度被瞒报、人心惶惶时，拥有准确的信息、有依据的治疗措施，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形象，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非典”之后，钟南山先后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学会会长等。“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参加“两会”时一段被记者长枪短炮封锁的50米路段，他要走半小时，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他都会说点什么。从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南山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工作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了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他也在论坛上批评广州的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每一次发言，几乎都会引发广泛讨论。2011年至2012年，他多次呼吁检测并公布PM2.5数值。2013年1月，环保部公布全国各城市PM2.5数值，而非按原计划到2015年在重点地区进行防控。 　　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和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10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让他告别了篮球场，“现在不太能做对抗性的运动”。球队并未忘记他，他82岁生日那天，队友送?他一件所有队员签名的球服，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钟南山”。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首届全运会400米栏冠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儿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濡目染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一个热爱医学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大三那年，由于体育成绩突出，钟南山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赛第一名。1959年9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栏冠军，并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之后，他拒绝了北京市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次年，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冲击，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很自责。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研究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8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诊治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此时，医院“革委会”来要人去做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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