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不还乡

　　一 　　这个故事来自一名导游。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4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观光线路都最受欢迎。 　　我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也都在华人社区。我带的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今年8月中旬出发的团，50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她80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闪着灿灿白光——在满是黑发游客的大巴里，显得格外抢眼。 　　她叫莎朗，深目高鼻、个高清瘦，穿一袭连衣裙，从背后看像个窈窕女郎。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她会说广东话。团友惊讶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说得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无须人搀扶，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途中，我和小伙子聊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 　　旅行团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悠然而行，一路还有落基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50位游客的座位，按次序每天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和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莎朗风度极好，连坐巴士都保持优雅的姿势。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黄石公园喷泉群，大巴从公园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解：“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我还没讲完，莎朗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我惊讶地看着这位失态的老人。“哦，已经到了吗？”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怎么了？”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会对她造成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景物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破旧的记事本。她戴上眼镜，翻出写着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本是用蓝墨水写的，日久年深，竟已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她极度紧张而恳切的神情，教我纳闷。“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犹豫地在手机上按下10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过了好久都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著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你好。”终于有人接起了电话。“我是旧金山一家旅行社的中国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我是。不过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弟弟呢！”“可以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挂断电话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声的啜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拭泪。二 　　平静下来后，莎朗和我娓娓而谈。1921年，她在利文斯顿出生。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她大3岁；二哥雷蒙，比她大1岁半。她幼年的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很快乐。 　　莎朗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进市立大学上了两年学。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那里存储的物品，将被送往盟军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前线。暑假，她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会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莎朗和他们混得很熟。军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英气。他在除了白人就是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叫丹尼斯，姓陈。在那个年代的利文斯顿，莎朗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小镇另一头开餐馆的兄弟俩，但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起先她出于好奇，趁送饮料的机会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们喝高了，一言不合就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提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从未失态过。看他的年龄，至多25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莎朗下了班，走进停车场。丹尼斯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面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莎朗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在闪光，便知道他表现得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被她拒绝。莎朗爽快地接下花。“和我散一会儿步，好不好？”他轻声问。莎朗没答话，但已上前挽住他的胳膊。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的淡香。他向她倾诉爱慕之情，他说他知道二人的“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攥住她的手，莎朗感到一股带电的热流。 　　丹尼斯是第二代移民，老家在广东。父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便把父亲认作继子，留了下来。父亲在继父去世后，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14岁那年，被父亲送到广州学了一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利文斯顿军需站当后勤兵。入伍3年，他晋升为上尉，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军官。 　　莎朗和丹尼斯秘密相爱了。两个人外出游玩、约会，家里人全然不知。1942年年底，丹尼斯要被调往加州的圣迭戈军港。莎朗面临两个选择：当他的妻子，随他离开；分手。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丹尼斯的妻子。 　　接下来，是同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莎朗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高兴地吹灭蛋糕上的蜡烛，莎朗趁热打铁，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父亲以为她在开玩笑，便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回来让我们见见呢！”莎朗说：“我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人。这时莎朗才知道，父亲对中国人的成见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地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基因来自父亲，她最终摔门走了。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在丹尼斯调动之前，莎朗和他私订终身。 　　以莎朗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中国人最讲孝道——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还是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屋里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 　　莎朗说她永远记得那个日子，1942年2月8日。 　　1943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迭戈军港安家。1945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新年、圣诞节、家人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回家，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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