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是这样的

?裘山山 一 每天晚饭后，我总会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纪的樟树。樟树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条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眼睛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用来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的。我刚要走过去，一本书的天蓝色封面腾地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立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的那本书——《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我指着那本书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二?一一年。我问：“多少钱？”他拿起书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元。”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的一本书还卖五十元？”他说：“有作者签名。”我又说：“十元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价，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样都无所谓，感觉书至少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卖给你，你四十元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元，三十元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元，就二十元。二十元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的店里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钱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哟，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元，我就赚你五元。”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我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元。” 二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书被我用酒精喷洒消毒之后，又搁在阳台上吹了一夜，已经折腾得有些蓬松了，这样拿在手上比较安心。封面的天蓝已经褪成了雾霾蓝，只有“红围巾”三个字依然很红。 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我的七篇小说，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这个刘贤义是谁？我怎么毫无印象。当然，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送出去的书有几千册了，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出一本书不易，很兴奋，总是拿稿费买上百余本，送给亲朋好友，赔本赚吆喝。近几年我变得又懒又抠门，不想再花钱买书送人了。一来稿费没有多少钱，二来送书也麻烦，要签名，要去寄快递。所以，出版社给多少本样书我就拿多少本。 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费买了一些，但绝不会超过五十本。这么有限的数量，我竟然送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书的日期也是当年的。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书，再花钱买回来，也是够窘的。 我正想把书丢开，忽然被什么击中：书中的某一页，闪出几行黑黑的字，比印刷体大一倍，是手写的。我连忙翻到那一页细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写了如下几句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没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没有了。我一页一页地翻找，确信没有了，整本书只有这一个地方写了这四行字。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篇小说就是《红围巾》。 我反反复复地看，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当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医生写成邱医生，完全是信手拈来，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姓邱的医生，是我的邻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诧异。其实在好笑和诧异之外，更多的是兴奋。真的，很兴奋。 原来我不是领回了一名失踪儿童，而是邂逅了一个故事。 几经辗转我联系到了刘贤义先生，他打电话告诉我，有一次老婆的表弟来店里给父亲过生日，大舅看到那本书了，就借去看了。后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家很久没见面。但他敢肯定，大舅绝对不会卖掉这本书。我提出了拜访老人家的请求，刘贤义马上让老婆给表弟打了电话，然后就约好一起去看表弟的父亲。 三 来的路上，表弟已经给我介绍了个大概，说他父亲年轻时去西藏当兵，娶了个护士回来，就是他妈。据他爹说，他是下了很大力气才娶到她的。因为他妈是四个兜（干部），他是两个兜（战士)。要不是他连续当了三年“五好战士”，又入党又立功，还真娶不到呢。后来夫妻俩一起转业回来，进了一家国有大厂，一个在医务室，一个在车间。就生了他一个孩子，他妈妈身体很不好。 “我老汉儿这辈子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我妈。所以我妈走了之后他简直找不到方向了，天天混日子，成了个糟老头。”“你妈妈走了几年了？”我问。表弟说：“快三年了。”为了不让表弟有思想负担，我没提那本书的事。我只是说我在写西藏老兵的故事，想找他爹了解一下他在西藏的生活。表弟说：“那你找他就对了，他一说起西藏就没完。” 老头始终没坐下，走来走去，一瘸一拐，这一点和书中的严大爷一样。看年龄，他们也应该差不多，我下意识地把他往小说里装。不过他更有特色，皮带外扎，还是有五角星的军用皮带，里面是一件很旧的灰色毛衣，和脑袋上那层灰白色的头发楂子很搭。听到儿子说我要采访他，他咧咧嘴，两道法令纹如括号一般展开，混浊的眼里有了一些光亮。 我连忙说：“廖老兵你好！我也当过兵，给你敬个礼。”我曾问他们，我该怎么称呼他，他们提供了廖大爷、廖师傅、廖主任等若干种，我都感觉不合适，我决定叫他廖老兵，这样更随意，也亲切。果然，老头对这个叫法欣然接受，他满脸笑容地给我回了个礼，终于在我们面前坐下了。他双手放在腿上，很认真地问：“你想让我汇报哪方面的情况？” 终于要接近真相了，我有些激动。但我还得稳住自己。说好了是来看望老人家的，不要搞得像追责。我打算先和他随意聊，最后再说书的事。于是我问了句很没劲的话：“你在西藏当兵的时候很苦吧？”他说：“不算苦。”我说：“我也去过西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的，我都感觉很苦，你七十年代当兵，那会儿条件那么差，一定更苦。”他依然说：“不算苦。” 这大概就叫尬聊。他并不像表弟说的讲起西藏就没完，而我更像个差劲的记者，企图让采访对象说自己想听的话而未果。表弟看着着急，冲着他爹说：“你给作家讲讲你的故事啊，讲讲你怎么追到我妈的。”老头瞥了他一眼，说：“我不想讲！我每次讲你都抢白我。”表弟说：“我不听，我去洗水果。你讲，你放开讲。” 老头说：“我可不可以抽根烟？”我连忙说可以的。在座的就我一个女人，我猜他是问我。他摸出烟，又摸出打火机，但是手发抖，老是对不上火。刘贤义想上前帮忙，他很明确地拒绝了，用自己的左手扶住右手，终于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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