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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的，眼前的情景使他回忆起神学院的一段往事。那件事发生在他受领低级圣职前不久的一个礼拜天。当时，神学院院长答应神父可以随便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每天，特别是礼拜天，神父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散发着朽木气味的发黄的书籍。书上有院长用潦草的拉丁文小字写的旁注。一个礼拜天，他整整看了一天的书。这时候，院长走进图书馆，只见院长惊惶不安地从地上拣起一张纸条，很明显这是从神父手里那本书页中掉出来的。他假装没理会院长那种惶遽的样子，其实纸条上的字他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是用紫墨水写的清晰的楷书：MadameIvetteesstmortecettenuit4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眼瞅着几只兀鹰盘旋在衰败的小镇上空，他又想起了神学院院长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当时院长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就象霜打的荞麦，连喘气都有点儿变了。
         　　这样一联想，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不但不觉得热了，反而感到一般冷冰冰的凉气从大腿根儿一直串到脚底板。他很害怕，又说不上究竟为什么。脑海里立时翻腾起一团乱糟糟的思想，忽而觉得恶心，忽而看到”撒旦的一只爪子陷入泥淖，忽而又看到死鸟纷纷跌落人间。而他，“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竟然对死鸟这样一桩大事置若罔闻！蓦地，他站起身来，扬起一只胳臂仿佛要和谁打招呼，可是手停在空中。只听他惊呼一声：“流浪的犹太人！”5
         　　这工夫儿，火车的汽笛响了。多少年来，神父第一次没有听见汽笛声。他眼瞅着火车在浓烟滚滚中开进车站，耳朵里听到烟屑落在生锈的锌板上发出的沙沙声。但是，这一切仿佛是遥远的、缥缈的梦境。直到下午四点多钟，神父才从梦境中全然清醒过来。他连忙对准备在礼拜天发表的精彩的布道辞进行最后的加工润色。又过了八个小时，有人找他，请他为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整个下午，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了解一下是否有人乘车到小镇上来。很久以来，那四节油漆剥落、破旧不堪的车厢在小镇上开过来开过去，然而神父从不记得有人在这里下车，留在镇上，起码近几年里没有过。真是今不如昔啊！想当年，他整下午整下午地凝视着一辆满载香蕉的火车奔驰而过。那是一百四十节满载水果的车皮，过啊过啊，好象永远也过不完似的。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站着个人，手里举着盏绿灯。车开过后，夜幕就降临了。镇上，万家灯火。神父站在铁路旁，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小镇。他觉得用眼睛盯住过往的火车，就等于被带到别的镇子上去。也许因为这个，他养成了每天到车站来的习惯。后来，发生了枪杀工人、毁坏香蕉园；捣毁那一百四十节车皮的事件。然而，他依然天天到车站来。这时只剩下那辆尘封灰盖、暗黄色的火车，既没有人乘车来，也没有人乘车走。
         　　但是，那个礼拜六，的确来了一个人。当“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离开车站的时候，一个文静的年轻人正从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注视着他。小伙子除了饥肠辘辘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看到神父，他突然想起打昨天起他还一直没吃东西呐。“有神父的地方一定有旅店，”他一边想一边从车上下来。穿过八月的烈日烤炙下的大街，走到车站对面一幢房子的荫凉处。屋里，留声机正在放送一张用过多年的唱片。一连饿了两天，小伙子嗅觉分外灵敏，一下子就闻出了这是一家旅店。他连忙进去，连招牌都没顾得看一看。招牌上写着“马孔多旅店”，这个名字恐怕他从来没有见过。
         　　老板娘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面色焦黄，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要了一份午餐，说：“愈快愈好。”老板娘不慌不忙地端上来一盘骨头汤翻青香蕉丁。这当儿，火车拉响了汽笛。汤盘里冒出喷香的、热腾腾的蒸气，小伙子透过雾气估摸了一下从旅店到车站的距离，顿时吓了一跳，坏了，要误车了。
         　　他撒腿就跑，心急如焚地跑到门口。还没等迈出门坎，眼睁睁地瞧着火车开走了。他回到桌旁，肚子一点儿也不饿了。只见留声机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神色挺吓人，好象要咬架的狗一样。这一天，小伙子第一次摘下了两个月前妈妈送给他的帽子。吃完饭，把帽子往两膝中间一夹。过了一会儿，他从桌旁站起来，似乎对误了车，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搞清的小镇上度过周末并不感到焦急。他坐在厅堂的一个角落里，靠在硬邦邦的椅子背上。他在那儿坐了好久，根本没有心思听唱片。最后，选唱片的姑娘开口说话了：
         　　“走廊上比这儿凉快。”
         　　小伙子有点儿忸怩不安。和生人打交道，他总是害躁，不敢正眼看人。有时候不得不说几句话，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也是两码事。“好吧！”他回答说，脊背上一阵发凉。他打算摇晃几下，没摇动，忘记自己坐的不是摇椅。
         　　“到这儿来的人都爱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那里比这儿凉快。”姑娘说。听那话音，好象姑娘要跟他攀谈攀谈。小伙子又是一阵着急。姑娘给留声机上弦的时候，他偷偷地睃了她一眼。看上去，她在那儿坐了有几个月了，兴许有几年了，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弦，叫它走动，而她自己却反而一辈子守在留声机旁不能动弹。她冲着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一些。姑娘两眼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耳根子。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挺不好意思，象是被人逼到墙角上一样。误车时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呐？”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是这样，”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撂着吧，”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真不好意思。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就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这个动作很快，可是小伙子刚好看在眼里。
         　　“你顶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那么腼腆了，也想上前搭讪几句。
         　　“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了一下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在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才不呢！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咻咻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的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儿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几句话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过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说：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你相信我的话，没错。这里人人都看见过。”
         　　听了这句话，小伙子才弄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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