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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他颇为感激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这时候，妈妈正坐在摇椅上，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异土。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一生象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儿是上次内战中的一个细雨朦朦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另一头儿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闭得发慌，总爱回想起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荫荫的小镇。有几只长腿芦花鸡时常穿过教堂，躲到缸旁边去下蛋。他母亲是个忧郁的、沉默寡言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林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她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了，就懂得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的。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芦花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自己的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很快就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教区牧师把妈妈的洗礼日提前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根据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卷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所谓“退休”无非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胀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蒙蒙胧胧地打瞌睡。他根本没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眼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讨厌的、粘粘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一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镇上掌灯的时候，小伙子站起来，往屋里搬凳子。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腌腌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又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象子弹一样撞击在镜子上的麻蝇子。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天气又这么热，再加上小伙子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举目无亲的痛楚；这顿饭吃得勉勉强强。九点钟以后，他被带到旅店深处的一间糊着报纸杂志纸的木板房。半夜里，他做了个恶梦，象得了热病似的。在这同一瞬间，在离开旅店五条街的地方，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仰面朝天躺在帆布床上，心里想：有了晚上的经历，他可以充实一下准备早上七点钟用的布道辞。在一片蚊蚋的嗡嗡声中，神父穿着紧腿斜纹布长裤正在歇憩。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穿过小镇，给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回来时，有些激动，神经有些紧张。他把圣器放在床旁边，躺下来温习布道辞。神父面朝屋顶；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听到远处一只石行鸟的报时声时也没睡着过一会儿。神父打算起床，他费力地爬起来，一脚踩着了铃铛，砰地一声仆倒在坚硬粗糙的石头地上。
         　　肋间一阵剧痛，疼得他几乎不省人事。这时；他觉得身体的重量、罪孽的包袱、年龄的负担一古脑儿压了过来。脸颊碰在硬邦邦的石头地上。往常，在准备布道辞的时候，他脚踩着这块石头地，就能具体地设想出通往地狱的道路该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神父不禁大吃一惊，喃喃地说：“耶酥啊，我再也起不来了！”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啥也没想，甚至没想为自己祈求一个善终。一刹那间，他象真的死去了一样。可是，醒转‘过来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和恐惧了。门下面透进一线灰蒙蒙的光亮，远处传来凄凉的鸡啼声。他还活着，而且清楚地记得布道辞上的每一句话。
         　　他抽下门闩，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了。他不仅不感到疼痛，反而觉得这一跤似乎把他摔得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充满鸡啼声的潮湿的蓝色空气。全镇的善善恶恶仿佛都被他吸进心田。他朝四下里扫视了一眼，似乎要习惯一下周围凄清孤寂的气氛。在静悄悄的、朦胧的曙光中，他看到走廊上躺着一只、两只、三只死鸟。
         　　神父两眼盯着三只死鸟，一连看了几分钟。在布道辞中他提出要为小鸟的成批死亡赎一次罪。他慢慢地踱到走廊的另一端，拣起三只死鸟，又回到水缸边上，打开缸盖，下意识地把死鸟一只一只地扔进静静的、碧绿的水中。“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里就是六只，”他想。心中突然一亮，他意识到一生中不平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七点钟，天气开始热起来。在旅店里，那位唯一的顾客正等着吃早餐。管留声机的姑娘还没起床。老板娘走过来，好象在她那鼓鼓囊囊的肚皮里时钟正好敲击七下。
         　　“哎！真倒楣，误了车了！”她用同情的口吻说，只是这种同情来得晚了一些。随后，她端来一份早餐：牛奶咖啡、煎鸡蛋和几片青香蕉。
         　　小伙子想吃几口，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天气越来越热，他可真有些发憷。身上热汗淋淋，憋得喘不过气来。夜间，没脱衣服，睡得很不安稳。现在头有点儿发烫。老板娘过来收拾盘子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妈妈，又是一阵发悸。老板娘身穿一件大绿花的新衣服，显得容光焕发。看见她的新衣服，小伙子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有弥撒吗？”他问。
         　　“有啊！”老板娘说。“不过，跟没有也差不多，几乎没人去上面一直不肯另派一位神父来。”
         　　“现在这位怎么啦？”
         　　“大概有一百岁了吧。是个半疯子，”老板娘说。她一只手托着盘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象在想心思。随后，又接着说：
         　　“有一回，他在讲坛上赌咒发誓地说他看见了魔鬼。自打那以后，几乎谁也不再去望弥撒了。”
         　　小伙子一方面心境不佳，另一方面受好奇心驱使想见识见识这位百岁老人，于是信步朝教堂走去。小镇上死气沉沉，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尘土飞扬，锌板顶的木头房子阴森森的，似乎无人居住。小镇的礼拜天原来是这个样子：街上看不见如茵的绿草，房子紧闭着纱窗，暑气蒸人，天空显得深邃、邈远。他想：这个小镇的礼拜天和平常日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在阒寂无人的街上走着，记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他步入一个石头墁地的小广场，那里有一座带尖塔的白色建筑物，尖顶上立着一只木鸡，塔上的时钟指针停在四点十分上。
         　　他从容不迫地穿过广场，登上教堂门口的三级台阶，登时嗅到一股陈年的汗臭，夹杂着烧香的气味；他跨步走进幽暗的、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
         　　这当儿，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刚刚登上讲坛。正要开始布道，他看见走进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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