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显然，人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有时需要询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仅仅让被试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又持续的影响 (Mcgregor & Homes, 1999)。比如，当要求被试明确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者就把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平素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经意的探询可能就是一次冒险，即有可能使被试警觉到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但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障碍或者沮丧事件 (Ruhin & Mitchell, 1976 )。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约翰-戈特曼 (John Gottomn, 1994a) 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拌嘴，但有些夫妇的确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幽默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阐明了特定的行为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被试的权益 (Kimmel, 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被试介绍有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从而被试能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描述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被试常能得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被试想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被试的幸福深切的关注基础之上。在研究中被试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例如，询问新婚夫妇们对一项实验室研究的反应 (Bradbury, 1994) ,他们对自己的实验经历更可能产生正面积极的体验，而不是矛盾或消极的感受 (72%对3%)。在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被试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被试强 (Veroff et al., 1992)。至少在某些时候，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是很有趣和很有启发性的 (Hughes & Surra, 2000)。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 (Dhhs) 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康婚姻新方案 (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 ,这项工程计划教会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较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 (Orbuch & Brown, 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一个常识性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家看到的那般清楚 (Kamey & Bradbury, 2005) ——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 (Coontz, 2005)。即使黑人结了婚，因为他们经常遇到经济困难，他们的婚姻一般也不稳定 (Bdl0，2008) ，任何一对夫妻只要为金钱而挣扎、优虑，往往对婚姻满意度就会降低。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相对脆弱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 (Kamey & Bradbury, 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人们尊重婚姻会更加有效 (Gibson-Davis, 2007)。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全面的信息。在一个通过诸如《爱情风味》 (Flavor of Love) 和《爱情摇滚》 (Rock of Love) 等电视节目 (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 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万劫不复。我们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这不是一本统计学课本 (对此你感到心中窃喜吧？) ，但人际关系学家整理数据的一些统计技术，仍是明智的读者应该掌握的。许多人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计算研究结果 (如观察到的相关或实验中操纵变量所得的效应) 偶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结果偶发的可能性很低——常规标准是5%或者更低的风险——那么结果就是“显著的”。本书中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显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这些结果的研究都经过了其他科学家严格的审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及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完全正确的：有些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反映了有偏样本特殊人群的影响或各种没有预计到的失误。如果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的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表明这种结果不太可能随机发生，但不是完全不可能随机发生。

人际关系研究中所得到的数据也会表现出独特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以下是三个例子。

配对的相互影响的数据 。多数统计程序都假定不同被试的分数是各自独立的，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 (也就是说，一个被试的反应不会受到任何其他被试的影响)。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参加到研究中，情况就不同了。妻子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否快乐的影响，所以妻子的满意程度一定程度依赖于丈夫的满意程度。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从人际关系伴侣所取得的数据常常会相互影响，所以不能用单一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方法来分析。人际关系研究者认识到，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统计程序来分析从夫妇那里收集到的数据 (如Kashy et al., 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 。人际关系研究者还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作出选择，一种水平是构成夫妇的个体，另一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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