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姐，再见

张畅 一 每月一次的保洁是租房中介附赠的服务之一。自从3年前搬家，每月出入我家的就是刘姐。 刘姐和别的保洁阿姨不一样。她顶着一头厚实蓬松的短发，皮肤是晒出来的浅棕色，大嗓门，说话就像连珠炮。她进屋后不多寒暄，收走各屋的垃圾袋，接水，清理，直奔主题。等她离开，整个房间归于平静，散发出一种近乎圣洁的光泽，叫人忍不住嘴角上?P。 刘姐刚来我家时，花生还是一只个把月大的小猫崽，走路时一步步弹跳起来，像个皮球一样滚到门口迎接她。只要刘姐的抹布一动，花生的狩猎本性便让它变成一个十足的讨厌鬼，它不知疲倦地围着那块晃动的抹布撒欢，拦也拦不住。刘姐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顶多说一句：“这小家伙儿可真欢实。” 为了不打扰她工作，我每次都把花生抱回房间，关上房门，等刘姐清扫完再打开门。刘姐在外屋劳作时，花生一动不动趴在门后，竖起耳朵。门一打开，它就迎着门缝钻过去，又回到活蹦乱跳的姿态。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花生认得刘姐。平常快递小哥、维修工、查水表的人来家里，它都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唯有刘姐来时，它会立即蹦出来迎接。刘姐清扫着遍地的猫毛，不时用没沾过水的胳膊肘触碰花生。她关心花生的体重、食量，关心它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清醒，就像关心一个婴儿。 后来因为我对猫毛过敏，不得已将花生送了人。刘姐再来时，房间里已经没有迎接她的那团灰色小毛球了。她沉默着清扫完，之后就再没过问花生的事。二 3年间，除了去年年初新冠疫情肆虐的那3个月，刘姐每月都来。我知道她老家在山西农村，丈夫是邻村的。她比我年长10岁，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上大学，小儿子还在老家上中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刘姐的老公也在这座城市做零工，送快递。他们来北京纯粹是为了赚钱，“老家没处赚，一家几口等着呢，只能在北京赚，回老家花，这样长久”。他们住过地下室，和别人合租过，搬过好几次家，最终落脚在一处只能容下一张双人床的地方。“地方不大，蟑螂可不少，有一回我睡觉，都爬到我腿上来了，给我气得……”刘姐咬着牙，打了个寒战。 “不管干活有多累，有时候就算到晚上10点左右，也要回家，回了家就能睡个安稳觉。”刘姐管那个租来的小单间叫“家”，尽管她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为了赶客户预约的早上8点的保洁，她不得不6点钟起床，去挤早高峰的地铁。“原先还骑电动车，冬天冷得不知道往哪儿钻。后来车被偷了，再舍不得买。”刘姐和她做快递员的丈夫，日夜穿梭在街巷和住宅之间，为这座城市里的人服务，以此换取年节回家、养育后代、赡养老人的资本。 他们一年仅回一次家，平时吃穿用度都很节约。他们一致认为，将余钱寄给家里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是他们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全部理由。刘姐说，孩子不爱读书，但不读书就没出路。她想回家照看孩子，可要回了家又没了交学费的钱。翻来覆去都是个死局，最终索性不想了，不如埋头于每天的活计，这样日子才好继续过下去。 去年年初，刘姐的公公去世，她回家奔丧，耽搁了半个月的工作。再来时，她瘦了一大圈，不住地道歉。这期间，替她做保洁的同事都不如她开朗健谈、手脚麻利。没有一个保洁阿姨在清扫时，能如刘姐那样气定神闲，仿佛那些锅碗瓢盆、灶台盥洗盆、地面桌台，都由她一人掌控，而她则是这支交响乐团中经验丰富的指挥。 到了年底，刘姐要回家过年。我给了她几副春联，还有一沓红包，说让她回去包给孩子，上面有卡通形象，孩子肯定喜欢。想来刘姐在我家做工的3年里，我竟没有给她送过食物和水，因为心里默认给了她也不会要，所以干脆就没有问，一次也没有。活多的时候，她经常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一家连着一家，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每次做完一家，拍照上传到系统，然后急匆匆赶往下一家。周末预约保洁的上班族尤其多，所以更忙。相较之下，我所给的仅有几副春联和几个空红包的心意，显得多么单薄。三 我给予刘姐的很少，刘姐却给了我很多。每逢出差前，她总提醒我不要熬夜，年轻时要打好身体底子，为那点工作累病了不值当。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沮丧到不想说话，她会和我聊起别家的苦和愁。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在我居住的这幢楼里，在这个小区里，还有许多年轻人和我一样，交着连年高涨的房租，却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 有一次，刘姐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盐罐，尽管我反复说没有关系，她还是跑了几家商场，买了个新的给我。那只盐罐现在还摆在灶台的一角。我每天清早起床冲咖啡时，看见那个银色盖子的盐罐，总会想起刘姐。 3年来究竟聊了多少话题，我已经记不清了。算起来，我们之间竟比左邻右舍还要熟悉。在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小区里，有的人来，有的人走，即便在狭小的电梯或走廊里遇见，彼此也是沉默的。在现代化的大都市，沉默成了一种必须恪守的礼仪，一种彼此互不侵犯的行为准则。也许恰恰是因为所有人都只是临时落脚，才不想费心去维系一份联系。 然而，住在这里时，我常常没来由地怀念起老家的邻居，想念他们家长里短的攀谈。他们看着我长大，同我的父母相熟，叫我“老张家的闺女”。他们会在年节时串串门，送送自家的饭菜。隔壁的电工老刘会帮我家修电灯泡，替我母亲捉她不敢上手的活鱼。楼下的梁阿姨过端午节时会送来自家包的粽子、腌的酸菜。我在他们的注视下长大，又看着他们一个个变老，离世，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我们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又互不干扰的默契，这种联结感勾连起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 如今，每当我下了班，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出租屋，点个外卖匆忙吃完，我都会在饱腹之后的困倦中，恍惚想起小时候傍晚时分院子里飘荡的饭菜香。这家是青椒炒蛋、猪肉炖粉条，那家是锅包肉、红烧排骨——它们的气味在我的鼻尖处汇聚，被我吸进体内，逗留，下潜，沉积成一段抹不掉的故乡记忆。我总会想，倘若今后，我的孩子，我孩子的孩子，都在这座巨型城市出生、长大，他们眼中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在长大之后的某个瞬想念家乡吗？他们连乡音都没有，又如何去想象故土呢？ 现在，住在我隔壁的那些冷漠的邻居们，根本不在乎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之后又会去哪里。他们只在乎我是租的房还是买的房，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租房和买房，北京人和外地人，就如同一个坐标轴，将这座城市里的各色人等框定在不同的象限。说尊严也许太沉重了，但每每被问起，都会有一股不易察觉的沮丧升起，徘徊在嗓子眼里，像一股难闻的烟味，久久挥散不去。 刘姐从不问我要租住在这里多久，以后要去哪里。她唯一在乎的，似乎只有我房间里不断堆叠起来的书。“这么多书，搬家的时候可怎么办啊？”她边说，边拿起摆在最外面的一两本，用抹布轻轻擦拭着封面，动作比擦拭任何东西都轻柔。 我的书越积越多，从墙壁上的书架蔓延到墙角，又从墙角一路“生长”到床边。它们就像遍地的“沉疴”，凶猛吞噬着我本就有限的生存空间。可似乎只有让这些厚墩墩的物件压住房间的一角，我漂泊的生活才算是暂时安稳的，才不至于频繁地更换、找寻和忐忑。这样看，我和这些书之间更像是某种共生关系，它们变成了我的身体、我的时间和我的空间。四 3个月前，刘姐最后一次来打扫，话明显少了。我和她聊起近况，她说同组的新人没有经验，接到了客户投诉。按照规定，被投诉的人不仅会被扣掉单次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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