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转动“至强之光”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长沙下着大雨。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避雨的工人看到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人，冒着雨来这里捡拾工地上的大理石废料。 　　看到这个人一次次在雨中摔倒、爬起，工人??既感动，又有些于心不忍，于是纷纷冒雨帮他装车，又把他送出很远。 　　正如这群工人所知道的，这个在雨中频频向他们道谢的中年人，的确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许永远也不知道，就在这些废料搭建起的平台上，这个人带领同事们，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为中国的强国梦、强军梦点亮了一双眼睛。凭借它，我们的武器可以打得更准，我们的卫星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的潜艇可以航行得更远…… 　　这一年，刚刚开始激光陀螺研究的高伯龙，正醉心于寻找适合做光路系统的支撑平台。那时，他的身份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尊称他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破解钱学森“密码”的人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它利用物体在惯性空间转动时，正反两束光随转动产生频率差的效应，可以在加速度计的配合下，感知物体在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现代战争中，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的自主导航系统，可以不受各类通信系统的限制，精确制导对目标实施打击。因此，激光陀螺也被誉为现代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 　　时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彼时，美国率先在激光陀螺领域取得突破，并在世界上引领了一轮激光陀螺的研制热潮。在国内，钱学森敏锐地捕捉到激光陀螺的巨大价值和应用前景。1971年，他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简单原理的小纸条，交到国防科技大学，并指示学校加强研究。 　　然而，要依据纸上的描述造出实物，这无异于让一个从未见过火箭的人去设计登月火箭。这两页纸所代表的难度，堪称世界级“密码”。谁是那个破解钱学森“密码”的人？他就是高伯龙！ 　　高伯龙1928年生于广西岑溪。1947年，不到20岁的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毕业时，他被评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届两名优秀学生之一。 　　毕业分配时，高伯龙希望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这是他所热爱和擅长的方向。但最终，他被分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3年后的1954年，高伯龙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物理教学工作。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世界首台红宝石激光器和首台氦氖红光激光器相继问世，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在激光发明之初，将激光应用于精确定位导航的设想便已经产生，也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关注，人们纷纷开始进行“环形激光器”的研制工作。高伯龙教授在指导科研人员调试激光器 　　1971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高伯龙调任由钱学森倡导成立的国防科技大学激光研究实验室。从此，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高伯龙，将他的人生与激光陀螺紧紧地绑定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20年苦坐“冷板凳” 　　初到国防科大，高伯龙面对的第一个重大难题，便是破解钱学森“密码”。好在凭借极为深厚的数理功底，高伯龙通过大量计算，反推出激光陀螺的若干关键理论认识和结论，并提出了我国独有的、完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借鉴的四频差动陀螺研制方案。 　　同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进入该领域不到一年的高伯龙一语惊人——依照我国目前的工艺水平，如果继续效仿美国，10年内都不可能有所突破，只有四频差动陀螺因为降低了工艺难度，最有可能实现！ 　　此言一出，四下哗然，一个“新人”凭什么口出狂言？但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精确的计算说服了与会的众多专家。 　　理论问题解决后，工艺难题如连绵高山，高伯龙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攀登。几乎每一次攻关都是从零开始，直到1984年，根据该理论完成的实验室样机才通过鉴定。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突发状况再次让高伯龙面临巨大的质疑——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有人便议论：“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对此，高伯龙的回答很干脆：“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10年后的1994年，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最终通过鉴定，证明了高伯龙所言非虚。 　　从1975年到1994年，高伯龙在“冷板凳”上苦坐20年，终于以我国自主研制的激光陀螺，完美破译了钱学森“密码”。此时，高伯龙早已到退休的年纪，但他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该型陀螺能消除损耗和温度敏感性等不利因素，正是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所需要的。由于外国对此型陀螺的技术严格封锁，国内资料有限，高伯龙所见到的只有一张它的图片。 　　这张图片让高伯龙思考了很久。当时国内的工艺能否满足其研制要求？他伏案写算，耗尽心血设计出一种降低工艺要求的全新方案。 　　在研究该型陀螺的同时，高伯龙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即在原有的导航系统上加装转台，使其旋转起来，否则导航系统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导需要。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为旋转式惯导系统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持否定态度。 　　对此，高伯龙的反应是——继续干！70多岁的他义无反顾地带领学生从零开始。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几年后，具有一定工程化的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面世，精度高居国内第一。研究工艺的博士生 　　说来可能让人有些不敢相信，作为我国激光陀螺领域的开拓者，高伯龙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招收的博士生只有20人左右，这其中，最终只有15人拿到了博士学位。 　　“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老师衡量我们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受访中，高伯龙的博士生、国防科技大学副研究员王国臣说。高老师考查学生，最关键是看研究的?果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看实际问题是解决了一部分还是全部，如果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那是绝不能过关的。 　　为了让学生的科研项目落到实处，他不惜让这些整天研究高精尖技术的博士生，成为“蓝领”。 　　国防科大教授龙兴武就曾被高伯龙“下放”到工厂。为了解决激光陀螺样机的精度问题，高伯龙安排当时正在读博的龙兴武专门从事相关工艺技术的研究。刚开始，龙兴武有些不解：一个博士生去研究工艺，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但怕高老师生气，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疑惑，决定先试一试。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龙兴武发现，工厂制作工艺水平低下，是影响激光陀螺精度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项目进展的瓶颈。他渐渐明白了老师这样安排的用意，决定投身到这项具有非凡意义的课题中。最终，他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一定要满足武器型号需求！这是高院士带着我们技术攻关时，反复叮嘱的一句话。”高伯龙的另一位学生，国防科大某系主任罗晖一直谨记导师的教诲。时至今日，每款陀螺设计完成之后，团队都会让其经过恶劣环境的检验，确保陀螺在强震动、大冲击环境下依旧能够保持高精度性能，提升部队战斗力。 　　“在武器装备上好用、管用、顶用，是国防科大激光陀螺长期拥有好口碑的秘密所在。”罗晖说。 　　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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